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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擅长于而且只擅长于——以低价购买有资产的公司——而索罗斯更灵活一些，他会根据金融市场风向的变化出没于其中，以期适时地在市场上自由行动。巴菲特买卖股票，而索罗斯经营证券和高利贷。已菲特专注于个体公司，而索罗斯着眼于金球金融市场大的发展趋势。
索罗斯的宝贵品质之一在于：在金融市场上他不感情用事。
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个禁欲主义者。
其他人在市场上作出理智的决定时，往往会带人一些自我因素。而索罗斯懂得：一个明智的投资家必须是冷静的。宣称一贯正确是毫无意义的。你喜欢的股票可能会突然猛跌，这是很艰难的时期了，这个时候，最好还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索罗斯时常就是这样做的。
1974年的一天，索罗斯正和一个熟人打网球，电话铃响了。
是东京的一个经纪人打未的，他诡秘地告诉索罗斯：理直德·尼克松总统陷入到水门丑闻之中，最终会迫使他下台。经纪人告诉他日本人对尼克松的丑闻反应很糟糕……索罗斯在日本股市上购买了很大的股份，他不得不作出决定一一一保持现状。还是退出。
他的网球伙伴注意到，在比赛中他不曾出汗，而此时，在他的前额却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他决定抛售。没有丝毫的犹豫，在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之前，他觉得没必要同其他任何人商量。
这都发生在一民间。
全部过程就是如此。
阿兰·拉裴尔从80年代开始索罗斯共事，他认为索罗斯的这种禁欲主义在其他投资者身上是找不到蛛丝蚂迹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成就了他。“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当索罗斯出了乱了的时候，他会摆脱困境。他不会说‘我是对的，他们错了’，而是说‘我错了’。然后，走出来。因为，如果你持有这种倒霉的股份，它会馒慢地把你吃掉。你所能做的就是对此仔细思考一一一晚上，在自己家里。你会慢慢消化，完全远离这种股票。这种职业是一种需要韧性的工作，如果很简单，那么，处理违反交通规则的女警察也会去做。它遵循许多不同寻常的规则，需要自信，最根本的是不能感情用事。
接下来，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的自信。对某项投资，如果索罗斯认为是正确的，那就没什么东西可阻止住他。不管投入多大的股份也不会嫌多。退缩是软弱无能的。在索罗斯的书里，最大的错误不是大胆大，而是太保守。“为什么如此少呢？”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问题。
最后，是他的直觉。
懂得何时大份额的投入，何时抽出投入的资金——你何时达到了标准，何时没有达到标准。这是一种深不可测的能力。
“从根本上看”，索罗斯说，“我操作的方式是，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在市场中去检验。当我处于劣势并且市场还在按一定方式发展时，我会非常紧张，腰背痛疼。然后，我会去消除这种劣势，突然之间痛疼消失。我感觉好多了。这可能就是直觉所在。
“提出一种理论观点，然后在市场中去检验。”
总结索罗斯的投资技巧，摩根·斯但利公司的柏荣·文说：“乔治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有某种规则，他能很实际地观察市场，并且知道哪些力量会影响股市价格。他懂得市场的理性方面和非理性方面，他知道自己并非一贯正确。当他正确而且确实可以利用机会时，他会采取有力行动；当他错了的时候，他会尽量减少损失……当他确信自己正确时，他会表现非常得十分自信，正如他在1992年英国货币危机中一样”。
索罗斯的直觉部分源于对股市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洞察。这是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这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必修课程。这是不为常人所拥有的天赋）而索罗斯却拥有。他的伦敦伙伴，，文德嘉·阿斯塔毫不费力地指出了索罗斯成功的原由：
“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心理学层面。他了解群居本能。他象一个商品销售商，知道人们当下喜爱什么商品。”
第二节 上层路线
索罗斯最与众不同的，也就是能最好的解释他的投资潜能的特征，可能是他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排外的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云集了许多国际金融界的领袖。
一般人不能向这个俱乐部提出入会申请。大多数会员都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前任首相，财政部长，中央银行的头目等等。粗略估计，会员总数不超过二千人，且分散在世界各地。
因为索罗斯不是被选举出来的领导，所以，他不可能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地位。但是，随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力量改变着政治家们的看法，索罗斯的地位越
来越得以提高。他们也想认识他，想听听他对世界经济的看法。最重要的，他们想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当然，索罗斯同样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将要做出什么决定也非常感兴趣。
极少有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能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这个俱乐部。其他人只能从报刊杂志上读到有关这些领导人的报道，而索罗斯却可以直接和他们接触。他可能和一位财政部长共进早餐，又和一位中央银行的头目共进午餐，或者给某位前任首相打电话请安。
例如，80年代初的一天，索罗斯出现在英国银行“，他被过来谈谈他通过紧缩银根重振金融市场的观点。1980年，他曾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英国公债，这次投资赢利颇丰。因此，他引起了银行的兴趣。
使索罗斯成为全球金融网络领袖的，不仅仅在于他金融方面的机敏。从80年代中期，他开始热心于在东欧，尔后在前苏联建立基金会作为推动开放社会的一种手段，他就更有理由与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密切交往，特别是在欧洲。
邀请一个内阁部长参加他的基金会，或者，为在参加基金董事会议之前，顺便拜访某位政治领导，对于索罗斯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1993年11月，作家米歇尔·列韦斯对他的基金会进行了为期2周的访问。索罗斯夸耀说，他早上会晤了摩尔多瓦总统，晚上又见了保加利亚总统。“你瞧，一个总统陪我吃早餐，另一个总统陪我吃晚饭”。
很显然，和其他投资者相比，这种情形给索罗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然。和政府官员共进早餐并不会使索罗斯精确地知道，某个国家会在哪一天使货币贬值或提高利润。金融领导者不会为了煎蛋和面包而作如此的交易，即使是对乔治·索罗斯，或者更精确他说，特别是对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
但是，和这些领导人的亲近使索罗斯对其他人不可能或不能把握的事件了如指掌。对于某次会议有用的信息，他或许要等几个月以后才能付诸实施，这些信息或许就是某位财政部长在吃午餐时漫不经心进说出来的。这种好处就在于：当其他人从报纸看到这些消息时，他因为与财政部长的接触，已经将这些信息从头脑中取出并付诸实施。
正如伦敦沃宝证券公司国际经济部主管乔治·马鲁斯所说：“索罗斯对世界事件和世界过程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他的欧洲背景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杰出。使他对世界的组合有一种不同一般的透视力，特别是对于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其他各种观点……他具有德国人称之为”洞察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不能以一个或另一个国家国内观点综合而形成的。他所做的是总体设计，他把这些称之为机会。
“索罗所的一个重大秘密在于他同世界领导人的交往接触。”
这种世界观念使索罗斯极具自信。
“他不是一个对过去的成就自鸣得意的人。”索罗斯80年代的助手詹姆士·马龟兹说：“而是喜欢说‘喂，伙计，事情应该是按这种方式发生的。”
“你可能会听到，他使用‘很显然’，或‘它肯定会这样发生’，或‘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很直接了当’等等诸如此类的短语。别人只见树木，而他能看见森林。
其他投资者所缺乏的，不仅仅是成为这种云集世界领导人而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会员的这样一张王牌。即使让他们成为其中一员，其他投资者恐怕也不会像索罗斯一样，花费大量时间和世界领导人在一起。
其他投资者更习惯于这种交际场上狂乱的步伐。大多数人把它当作消遣娱乐，同这些世界领导人周旋。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是浪费时间。但是，索罗斯懂得这种在交际场上周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