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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知辽事，亦不晓兵事。然我并不相信辽主会因我朝遭逢国丧，恪于春秋之义而罢兵，那么辽主如此作为，以常理推断，便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他用疑兵之策，要攻我不备，要么便是他自己亦没拿定主意。”
“但辽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难以相信，“他当年兵变夺位之时，何等果决，岂会……”
范翔摇摇头，“这却非我所能知者。若从辽主之赫赫英名之来看，的确是不可思议。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罢，大宋也罢，只要大军调动，便不可能瞒过对方——以今日之事论之，辽国君臣非无智谋之士，不可能不知无论他如何设计，朝廷总不敢掉以轻心。故若用疑兵之计，辽主应当是如此虚张声势几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渐生懈怠后，再出其不意，大举兴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这般疑兵之计要不要真的劳民伤财的大举聚兵，只是我在辽国，见到辽主又是罢朝，又是亲率百官祭奠，当日我也曾亲眼见到辽主，总觉得他神色之间，有些犹疑之态。”
说到此处，范翔又摇头笑道：“不过，连我也不知我有没有看走眼。或许辽主便是要沽名钓誉也未可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是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濬，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出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道：“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知道所谓的‘四萧王’？”
唐康点点头，“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通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部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是不该知道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官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高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出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力的体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强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辽国官制，便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握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以资历较深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交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当时辽国二枢二府，北枢密院除掌管契丹军民，总领兵机、武铨、群牧诸事之外，更是整个辽国的军政核心机构，凡外交、行政、监督、司法，几乎无所不管；而南枢密院虽由汉人枢密院转变而来，但到辽国之中期，已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宋朝吏部与户部的综合体，除此以外，南枢密院的另一项重要权力，则是掌管全国所有的部族事务，而不再以汉族为主——这一趋势，在耶律濬确定“联汉、奚以制蛮夷”之国策后，更加明显，当时燕云地区之汉族军政事务，全部归由中书省主管，中书令则由南枢密使萧禧兼任。至于北南宰相府，则是更为具体的事务机构，北宰相府管辖着多数契丹部族与一部分降附“蛮夷”部族；南宰相府则管辖乙室部、楮特部等少数契丹部族，绝大部分奚族部族，以及一部分降附“蛮夷”部族。）如此权力结构，原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却出在许王萧惟信那里。唐康曾经查阅枢密院的档案，知道萧惟信在当年辽主耶律濬发动兵变夺位之时，曾经阴怀两端，以致在后来的平乱中，萧惟信一直被辽主有意无意的防范、疏远。但萧惟信毕竟也是辽主的功勋之臣，而且以契丹的传统，萧惟信亦是手握实权。因此辽主对他虽然并不太信任，却也免不了要一面防范，一面还要笼络利用。所以萧惟信照样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时时被委以征伐之任，镇压女直、阻卜等族之叛乱。
然而萧惟信对于自己的地位，却似乎并不算太满意。从各种报告分析，萧惟信的怨气，可能出在与陈王萧禧的争端上。
萧禧之地位，原本远低于萧惟信，但南枢密院至少在行政、赋税、部族三事上，却偏偏正是南宰相府的上司——职方馆曾经搜罗了一些契丹重臣的奏折，唐康细读过这些奏折，便发觉萧禧与萧惟信，甚至在很多的小事，都是针锋相对，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则发生在部族事务上。
契丹今日之国策，乃是由卫王萧佑丹所奠定的“联汉、奚以制蛮夷”。契丹在统治的核心地区，优待汉族与奚族，与两族一道分享权力，宣扬“汉契一体论”等观点，并轻徭薄赋，拉拢二族，以稳固统治。但对除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则实行残酷的压榨政策。萧禧与萧惟信的争吵，十之八九，便都发生在对其余部族的态度上。
萧禧主张即使对汉、奚以外的“蛮夷”，也要怀柔……萧惟信却认为契丹本以弓马立国，对不听话的蛮夷，自然不能客气，更质疑萧禧是含沙射影的指责他在镇压叛乱时，过于残暴——唐康曾经听说，萧惟信曾因阻卜某部族迟交赋税，将满族两千余口，男丁全部杀死，女人与小孩，全部用马活活踩死，还强令着几十个部族头领去观看……萧惟信请求将汉族事务划归南枢密院、南宰相府管辖，将中书省虚设，以“减少冗官”，节省用度……萧禧却坚决反对，以为“汉俗不与国俗同”，虽“三族一体”，但依然应当“以汉官、汉俗治汉人”……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八九，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力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欲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的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缗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每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