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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徴，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石越不动声色的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的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的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用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三天，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事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司马光的态度，令石越大感惊讶，亦让他感到振奋。他从未想过，在关键时刻，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执中，还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暂时尚无此必要。”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惊讶地抬头看了司马光与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
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若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禁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得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诸镇、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恙，为人臣者，岂可遂此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再从容奏禀，亦不至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者的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国身为枢使，反说什么待从容奏禀，如此岂是忠君？直是庸相误国！”
韩维被他骂得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作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唯一法门，便只有更加卖力的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亦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将王珪放在心上。当年能入学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无能之辈，且不论人品如何，会不会治国，至少书肯定读得不少，文采学识，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学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个聪明人。但这时王珪却已经六十七岁，人生有时极为讽刺，王珪虽然安享富贵尊荣，养尊处优，身体却反倒不及生活朴素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健康。别看他此时衣着整齐干净，雪白的头发与胡子都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仙气度。但石越却知道，他经常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会上，石越还看见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又如此，王珪居然还不自请致仕，贪恋爵位，却是有点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将他在元旦朝会上流口水的事情随口宣扬出去，台谏与清议，便马上会赶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见得是忠君！”石越方想着这些事情，范纯仁早已接过话来，用带着淡淡讥讽的语气说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转，这些事情只恐亦对皇上康复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举犯界，为宗庙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罢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却还不一定。君实相公之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一用风吹草动，便用这些事来烦扰皇上，恕某直言，某实是看不出忠君在何处！诸公若以为为人臣者需有所以避忌，何不以此事请示太后而后行？太后与皇上母子一体，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许可，便就是皇上许可了！”
范纯仁说这些话，连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着司马光、王安石、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称赞，不待王珪反应过来，便点头说道：“范公所论，颇为妥当。”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得罪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范纯仁又道：“以在下之见，一面固然要如君实所言，暗加戒备，以备非常。但契丹这么大动静，苏轼、朴彦成不可能一无所知。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