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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店小二也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离去，他一直走开好远，还能听到院中传来的大笑声。“这些人莫不是疯了么？”店小二直是莫名其妙，正愣神间，忽咚地一声，撞上了一个进来的人，那小二吓了一跳，下意识地便连连作揖赔礼，“官人见谅，官人见谅……”他正担心着又要被人训斥一顿，却听对面那人温和地问道：“这里面可是姓蔡的官人订的么？”店小二未料到来人这般和气，不由怔了怔，抬头望去，却见是对面站着一个瘦长的书生，正微笑着望着他，他看了一眼那书生的白袍，不过是粗布缝制，心里方松了口气——原来不过是个穷书生，语气便倨傲起来，“蔡大人……”才说了三个字，那店小二心里便咯噔了一下，一双眼睛，死死地望着那书生腰间的佩剑，竟似看呆了一般。那书生看着他神色，笑道：“你识得这剑？”店小二啄米似的点着头，哈着腰谄笑道：“朝廷颁行勋刀、勋剑之制也没多久，小的福大，这是第二回见着。上回还是远远看见兵部郭大人佩着……”“原来如此。”那书生笑了笑，又问道：“里间是蔡大人订的么？”“是，是。小的给大人引路。”店小二忙不迭说道，一面侧过身子让到一边。“不必了。”那书生笑着摇摇头，径自向着里头走去。那店小二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愣了半晌，才一面咋舌一面向外面走去，才到厅中，便见一同伴拉住他，低声道：“你知道你刚刚撞了谁么？”“你认识那官人？”店小二奇道。“那是秦少游啊！”“啊？”那店小二顿时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此时这汴京城中，谁不知道大宋驻高丽正使秦观秦少游？加集英殿修撰，御赐第五等勋剑，连他在高丽写的数十首词，如今都是汴京的歌女们最爱唱的……“少游，来迟了，来迟了，要先罚三樽……”秦观方一走进院中，早已喝得半醉的蔡京便大声叫唤起来。秦观微微一笑，道：“是小弟的不是。”一面快走几步，向另外两位见礼：“曾公、薛侯，久违了。”
曾布与薛奕早已起身，连忙回了一礼。曾布瞥了一眼秦观腰间的勋剑，索然笑道：“少游，的确是久违了。”薛奕却笑道：“少游如今立功异域，已是天下闻名矣。我在南海，闻少游谈笑之间，便抵定高丽局势，令王运得顺利即位，亦为少游高兴。”秦观忙笑道：“朝廷经营已久，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不过坐享其成而已，比起曾公、薛侯，实不足挂齿。”众人一面说笑着，一面重新入座。蔡京早已在秦观面前满上三杯，秦观也不推辞，一连干了三杯，指着桌上的空杯，笑道：“我早知蔡元长不是甚善男信女。”
蔡京笑道：“秦少游又何曾吃斋念佛？我这酒里面没有鹤顶红，却奈何不了顺王殿下。”
“鹤顶红？”薛奕抬眼看了一下蔡京，又看看秦观，他自是知道所谓的“顺王”便是王勋的谥号，但此时见二人皆怡然自得，好像他们说的事情，不过是一壶平常的高丽清酒那么简单，这才知道原来他在南海时听到的传言，并非是空穴来风。薛奕禁不住问道：“我在南海时，听人说起高丽继嗣，众口百般，莫辨其是。那王勋果真是被毒死的么？”
他这么一问，曾布也停了下来，专心看着蔡京与秦观。蔡京瞥了一眼秦观，笑道：“这事是少游主持的，还是少游说罢。”
秦观点点头，轻啜了一口酒，放下怀子，缓缓道：“曾公与薛侯皆非外人，说说也无妨。”他说到此处，忽然一笑，望着曾布、薛奕，道：“我辈久居异域，朝廷公卿中，早有人视我等为异类。去国万里之外，被人视同于贬斥；在海外专制一方，又常被劾为跋扈；开口言利，闭口权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无吝于小人……恕我直言，这七八年间，不要说蔡确、狄谘，曾公、薛侯、还有元长，还有我自己，这海外诸臣，有哪一个不是腰缠十万贯？这免不得又要招人妒忌。朝中便有人管我们叫‘夷官’！我资历最浅，能驻节高丽，已是非常之恩，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曾公、薛侯，还有元长——便是蔡确、狄谘，哪一个不是功绩卓着？但自吕相公当国后，却皆受尽排挤。这些事情元长最清楚——熙宁十五年、十六年，朝廷三度想调狄谘进礼部，吕相公引班定远之例，竟是想让狄公老死广州，全然不顾败坏朝廷经营海外之成法。还有蔡确，十八次上表乞归国，也是吕相公拦住……”
“少游，说这些闲事做甚？”蔡京见秦观越说越是愤懑，连忙用话拦住。他知道秦观少年得志，虽然在高丽颇立奇功，但在大宋的官场上，却毕竟是太嫩了——今日在座之四人，或许还是朋友，但明日相见，便未必不可能成为仇敌。到时候这番话，便是“怨望”，这是足以将人的政治生命终结的罪名。而且此时四人中，薛奕还是武臣，万一牵连起来，事情便不可收拾，他蔡京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
但秦观所说之事，却是在座之人的心病。狄谘与蔡确被排挤，曾布与薛奕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曾布这几年中兢兢业业，颇立下些政绩。他在南海七八年，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原来石越得势之时，他还幻想过东山再起，但石越失势，朝中实际柄政者是吕惠卿与司马光，他深知这二人自己都指望不上，兼之在万里之外消磨了七八年，什么雄心壮志都被打磨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年将半百，不免徒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乡情，因此遣人上下打点，所求的与蔡确并无二致，都是希望能够埋骨家乡。但是朝中诸公卿，收了他的礼物，却全当理所当然，竟无一人替他说话，他联想到江南东西路做个知州都不可能。他又怕皇帝疑他怨望，也不敢致仕，眼见着便要老死凌牙门。若非这次石越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坚定海外诸城要逐次轮换官员的决心，他曾布断不可能有机会再见到汴京的繁华。
而薛奕，虽然枢府与兵部的主官们并没有刻意的排挤他，但他少年得志，难免与枢府、兵部、三衙里的文武官员、胥吏们不怎么对眼，朝廷这几年间先是关注西北，然后又是西南，海船水军本来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虽然风光过一阵子，却也立即被冷落。而对待薛奕部更是如同后妈。薛奕几年前便提出在船上安装火炮，竭力宣扬海船水军必须以火炮制胜的观点，甚至提出海船水军的火炮无需动用国帑，但奏折一道道递上去，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朝廷既不允许随意增设火炮作坊，又因火炮至今为止曾未在实战中显露过可以影响到战场胜负的作用，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无意扩大火炮的产量——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火炮，自然应当优先照顾两北边防，薛奕争取了几年的时间，最终也只要到一门火炮，而且还在途经杭州时被杭州的海船水军给“借”去了，两军至今还在为此事打官司。而最让他无奈地是，汴京不断有人以“轮戍”为名，将他部下精锐调走，然后从其他海船水军中补充过来一堆老弱残兵。他麾下的得力将领，但凡被杭州的海船水军听到了名字，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那人肯定已经不在他帐下了。薛奕这几年间，俨然成了大宋水师学堂的山长，专门替他人做嫁衣裳，连带着数年之间，他个人也一直得不到升迁。曾布、蔡确们是想回国而不可得，薛奕则是每年必须至少回一次汴京。但对薛奕而言，汴京的风与凌牙门的风都不一样，他在南海之时，虽然偶尔也会怀念汴京的繁华，但是，他毕竟还是更喜欢南海的无拘无束。他这个大宋的“伏波侯”，到了汴京，只会觉得手足无措，处处都显着不合时宜。每每看到汴京外城四面城墙上新安装的八十余门火炮，薛奕便会觉得极度的刺眼。当年太宗皇帝坚持定都汴京的时候，不是认为“在德不在险”么？朝廷公卿们不是说国库空虚么？那为何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既不先供给塞防，又不肯供给海防，反而让它们在汴京白白受着风吹雨打呢？
曾布与薛奕如此，蔡京也好不到哪去。蔡京在杭州做了两任知州，连皇帝都数度称赞他的才干，但是因为他是额上写着字的石党，始终得不到升迁，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因石越推荐，进太府寺做寺丞。他与秦观相识已久，又同属一派，雅不愿他落下什么话柄；兼之他是此宴的主人，见曾布与薛奕被秦观触动心事，皆郁郁不语，又笑道：“少游原非善言辞者，在高丽数年，竟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我等要听的，是高丽国继嗣之事，谁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