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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资料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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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亲自两三次召见并作长谈。邱处机对其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尊称其为‘邱神仙‘。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他顿时身价百倍,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邱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实际上,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盖里泊(抚州之丰利县境内)时,就语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
故在此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
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从邱处机住长春宫起,一直持续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在这三十余年里,到底建了多少宫观,收了多少门徒,现已难于详考。仅就《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据邱处机‘立观度人‘的意旨,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刘志源也在大名路‘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又其次,在山东、山西地区,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潘德冲则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阳编《道藏》的机会,‘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凡四十余区‘。薛知微也‘度门弟子数百人‘,‘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⑾再次,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善庆(后改名志道)根据邱处机的安排,长期活动于陕西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⑿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1240),随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⒁
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称:自‘邱往赴龙廷之召,……
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
1228年安葬邱处机,和1241年会葬王嚞,可说是对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据载,安葬邱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⒂会葬王嚞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⒃不仅如此,据《尹宗师碑铭》记载,当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经太行山,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陉,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集。‘这些描写,难免夸大,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当是事实。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却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南北归宗时期
自元宪宗八年(1258),全真道在《化胡经》斗争中失败以后,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中经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四人相继掌教,一直处于发展的低谷。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始宣布大弛禁:‘梗其道者(指权臣相哥)除之,取其业者(被僧人侵占的宫观)还之‘。⒄方使全真道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元朝实现了南北统一,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当然也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机会。据现在所知,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他是陕西郃阳人。‘师乔潜道及潘清容。博学多闻。后居武当山,十年不火食。‘于中统甲子(1264)逝世。⒅乔潜道是马钰弟子,吉志通即是马钰之再传。推其居武当山的时间,当在元宪宗时。比吉志通稍晚,武当山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相继成为全真道士,此后全真弟子日众,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如居江苏仪征的李道纯(或谓居凤阳盱眙),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丁野鹤、黄公望,居浙江黄岩委羽山的赵与庆,活动于江西、福建一带的金志扬、桂心渊,以及活动于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的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等。他们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
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南宗与全真道)增加了接触的机会。由此经过接触,彼此认同,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会归全真道的愿望。为了使二宗合为一宗,必须对二宗原来各自尊祀的祖师传系作必要的调整,使之合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祖师系统,以便合宗后共同崇祀。这是二宗合并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过程中,陈致虚是积极的推动者,他根据二宗已有的成说,在《金丹大要》和《金丹大要列仙志》中,提出了如下的祖师系统:
这种安排,显然是抬高了北宗,降低了南宗,但在当时元室已封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海蟾、王嚞等为‘真君‘、‘帝君‘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安排,故终被双方所接受,完成了二宗的合并。时间大约在元代中后期。
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以后,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这是除玄教以外,其他道派掌教皆未获得过的褒封。他们在此褒封宠遇下,都相继由清静恬淡之士变为道士官僚。他们所居之地,早已不是王嚞为之设计的远离尘嚣的茅庵,而是置诸京城的雕梁画栋的豪华宫室。平时所为,除为皇室建斋祈福外,则是忙于与通显豪家相往还。陈垣先生称全真道上层的这种变化为‘末流之贵盛‘。上层贵盛了,教务随之却退步了。前期人才济济的景象不存在了,渐显出人才凋零的景象,前期那股朝气不见了,渐显出衰老的暮气来。
衰落时期
入明以后,全真道步入衰落时期。这有它本身活力大半丧失的原因,也有明王朝所施政策的原因。明太祖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出只支持正一,不支持全真的意向。后来的实际作法确是如此。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首领并不住在白云观,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在上述情况下,全真道分裂为诸多小派进行独自的活动,其正宗为‘七真派‘。即宗邱处机的龙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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