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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
“免费发行。我知道。我的一名律师正在和他的班子在开列一份商人名单，这些商人既是潜在的广告客户，又是来美国不久的移民，能说我提到过的四种语言之一，而他们的顾客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成为咱们那些报纸的读者。这些商人将一律成为免费订户。他们将构成—个基础，以便为即将成立的广告经理部开路。凡是因不管何种缘故有新来移民或至今只说本来语言的人的机构，包括公立的和私营的，也一律予以赠阅。这一办法将使咱们未来的广告客户放心，因为在三星期内创刊号的发行量可达四万五千份，或者说至少将拥有二十万读者——二十万精选的读者。这是吸引广告客户的目标。”
罗杰·邓恩张口结舌
“请再听我讲几句，”贝克说：“依靠银行的帮助，我可以跟比你大的一家印刷厂干这宗买卖，甚至可以跟现有的一张报纸合作。但我不愿这样做。我要保持这宗买卖的控制权。咱们的报纸大小将是一般日报的一半”
“小报，”邓恩总算说出一句话来。
“对，小报。因为在地铁中读这种报比较方便，因为小报的整版广告比大报的半版收费高，因为形式上十二版报纸实际上只有六版。咱们的报将出十二版，其中六版刊登分类广告，这是每期都不变的，但将用四种文字印刷。也可以说是同干异枝。小块广告将由跟咱们合伙的报贩去征集。作为纽约移民新闻有限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办的报很快能赚钱对他们是有利的。四辆摩托车将到各报摊经常巡回，从这些人那里带走要登的广告。如此直到咱们有自己的办事处为止。眼下我有两个地方可以考虑，一处在曼哈顿，一处在布鲁克林。明天我将考虑布朗克斯和斯培腾岛。摩托车巡回完毕，将回到你这里来，最迟不得超过下午九点三十分，这是截稿时间，在这以前交来的广告一定在第二天上午见报，除非客户提出其他要求。”
“你排出六版小块广告（每版八栏直条）要多少时间？昨晚《镜报》的那个工人领班对我说，他要花一个小时。你的厂子没有《镜报》的排版能力。咱们假定要花三个小时。就算四小时吧，考虑到你得为其他版面留出两台排版机，以防万一到最后一分钟要登一篇什么文章。这就是说，排版将在凌晨一点半结束。你说浇版成块需要半个小时。那么，两点钟左右你就可以开印，四点钟起就能发送。咱们的发送人员将在四点四十分左右来取报纸。全纽约的报贩最迟六点左右都将收到报纸。”
“说实在的，我并不认为销售的利润会在这宗买卖的财务平衡中起太大的作用。倒是广告和启事的作用大些。报纸大约将从第五期开始赢利。咱们的目的是为德国、意大利、波兰或犹太血统的美国人提供一种交流信息的手段。”
“与广告经理部一起，我还要尝试成立一个法律和社会信息交流中心，它将对所有的订户免费开放。你不必为报纸将分别用依地文、波兰文或德文印刷而担心，尽管这几种文字各有特殊的排印要求，这由我来考虑。我已为你物色到三台排版机，是赊账的，包括你可能没有的字母和字体。你有没有？没有，可不是吗。至于排版和校对人员，我也安排好了。他们都是熟练工，你不必担心，他们在合并起来的《太阳报》和《时报》印刷广工作。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愿意搞一点兼职工作。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万能的上帝啊！”罗杰·邓恩发出一声慨叹，倒在一把椅子里。
安东·贝克（罗杰·邓恩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那时邓恩自己已成为王臣之一）面带笑容，慢慢地摇晃着脑袋。
“你的投资只是纸张和油墨。”
“和我的工人的工资。还有我的。还有电费。另外我还说不准会有什么花销”
“只要一星期，”
“这还不包括因此而撂下来的其他工作。我没有同时干这么多活的人力物力。我将失去我的主顾。”
“你已经几乎没有主顾了。三个月内你的厂本来要关闭。”
“那是我的事。”
贝克肩上背着一只布袋。他把袋子放在沾了不少油墨的一张拼版台上，先垫好一张旧的校样以免袋子沾上油墨。他解开布带，敢出几沓钞票，其中几沓还扎着纽瓦克银行的签条。
“三千一百四十三美元，”他说：“眼下我只有这么多。我可以先付头几期的钱。付足。”
“顶多只够两期，”邓恩说。
“以后我还会付给你的。你为我印报纸，我付钱给你，就象付给一般印刷业主一样，印一期付一期。但是，等到报纸开始赚钱的时候，我可要另找厂家了，或者我将自己买印刷厂。那时你可以把厂子关闭，回到海军陆战队去。”他始终一动也不动，眼睛盯着邓恩的眼睛。更妙的是他的神情似乎觉得十分有趣。
“我看不出有什么事情这样可乐，”邓恩痛心地说。
“你当然会接受的。咱们俩都象在演戏。所以我觉得好笑。”
邓恩沿着拼版台走开去。经过排版机，进入轮转印刷机已四年未用的那间屋子。他非常生自己的气，但同时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动，并且开始要咯咯地笑出声来。他心想：我真是个傻蛋。
他问道：“要是我跟你一起干呢？”
“等钞票开始到来的时侯，你将收回你的成本，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再加纽约移民新闻有限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
“百分之十，”邓恩说。
“行，”贝克用柔和的声调说，神态仍觉得挺可笑。
他毫无声息地把布袋背上肩，走到邓恩背后。两人一起对那台巨大的机器看了一会儿。然后邓恩踢了一下混凝土的底脚。
“你可明白：四年来，我做梦也想看到这台机器重新转动，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印刷业主。”
他看到的是一个温暖和洋溢着友情的微笑。
“那么，这一天已经到了。”
在雷伯·克立姆罗德当时的谋略中，依靠来到美国不算太久的一些男女移民是—种有意识的愿望。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便属于这种情况，尽管他们三十年代就到美国，当时两人都只有十五岁。
他们还有其他共同之处：两人都是从罗马尼亚来，都是犹太人，都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凭着这种精神，通过上夜校取得当律师的资格，两人获得这张文凭的历程同样缓慢艰苦，都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经常打些仅仅能糊口的短工——列尔内在服装行业，贝尔科维奇则在口腔科医疗器械业。后来，文凭终于到手，眼看可以收到实惠了，偏偏命运同样嘲弄他们，一个随美国海军被送往珊瑚海去跟日本人打仗，另一个被送到突尼斯、西西里、意大利和法国去追击希特勒的军队。一九四五年复员后，这两个不相识的人总算平安返抵纽约（只是列尔内走路还有点儿瘸），又继续他们三年前中止的奋斗过程。
他们以同样阴郁的猛劲寻觅幸运，不论好运气以何种形式现身，他们总是日复一日地紧迫不舍。一向不大喜欢他们的大卫·塞梯尼亚兹，有一天给他们取了个雅号，叫做“王的黑狗”。
列尔内和贝尔料维奇不是仅有的黑狗，还有其他黑狗，先后有过好些，整整一群，分布在全世界。但纽约的这两个罗马尼亚移民是最早的两名，无疑也是最好的。
有一首古老的童谣大家都知道，罗伯特·佩恩·沃伦（注：美国教育家和作家。）从中为他最好的小说找到了书名，其中唱道，“国王所有的马和国王所有的人”他们确实是王的人，是王臣，是他的马和他的象，或是他的车和他的卒，是他在自己的棋盘上任意移动的棋子。
列尔内身材修长，眼睛深凹。他很少说话，说起话来声音仿佛发自空穴，在两阵令人难堪的静默之间冲口而出，好象是被他无法表达的一种憎恨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