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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看守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吉文斯，你的律师来了。”
盖达一听到喊他的美国名字便站了起来。“他会来这儿？”
“站起来，别站在门这儿。”
看守走进来，粗暴地将盖达转过去，推到了墙边。
“把手放在脑袋后面。”盖达照着做了，立刻被铐上了手铐。
“求你了，我不明白我出什么事了。律师在哪儿？”
“现在就带你去见他，走吧。”他被带过一排牢房到了后面的一个屋子。看守打开门把他推了进去。
“没必要这样的，长官。你可以把手铐拿下来。我想吉文斯先生是不会惹麻烦的。”
说话的女人坐在一张桌旁，除了桌子之外还有两把椅子，这就是屋子里的全部家具了。在拿掉手铐之后，她向盖达指了指靠在后墙上的椅子。他坐了下来，她在桌子这边把她的椅子转过来对着他。盖达注意到他的椅子是固定在地上的。
“你是律师？”
那女人笑了笑。“你好，我叫德博拉·詹金斯。你是约翰·吉文斯吗？”
“我是。”
“你的原籍是什么地方，吉文斯先生？”
“俄罗斯。我离开的时候是苏联，现在是俄罗斯。我回去的时候”他没说完，只是耸了耸肩。
“如果你回去的话，吉文斯先生，”她停了下来让他想想她的话，“你会有很大的麻烦。”
“告诉我，我干了什么？警察过来逮捕我的时候，我就在街头的拐角上。他们叫我别出声，叫律师来，所以我就叫了，然后你就来了。我干什么了？”
“警察说你干的事就参与毒品交易，交易时”
“不，”盖达打断了她说，“我不吸毒的。”
“请让我说完。警察说的是，当你们正在进行毒品交易时，你和你的同伙是我们所说的‘用枪驱赶’的目标。你们团伙的一个人被击中，另外两个人还了枪，其中一枪击中并打死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
“但我什么也没干。开始打枪时，我只不过是站在那儿正和那些人说话。”
“在这个国家，那是没关系的。”詹金斯将身子俯到桌子上，眼睛直直地看着他，让他注意听。“在这个国家，如果你在犯罪，并且有人死了，即使你什么也没做，你也会被控告谋杀，明白了吗？”
盖达试图做出一副看上去很担心的样子，就好像他只是刚有点儿明白。“是的，但是我什么也没做。我当时迷路了，在问路。”
“挺不错的故事。但是负责凶杀案的侦探们告诉我说以前人们在那个拐角见到过你。被击中的那个人告诉他们说，你是一个大玩家。”
“我不知道，我玩什么？”
“警察说你以前从这些人手里买过大量的毒品。这你怎么解释？”
盖达想了片刻。他并不担心被控告，他知道他们将控告他。可是他得赶快被放出来。他还有事要做，有人要见，有货要发。有些货物是会很快丢掉的。
“请问，詹金斯小姐，如果我告诉警察有关枪击的事，谁有枪，谁打死的那孩子，我可以走吗？”
“现在谈条件还为时过早，而且医院里的那家伙已经将警察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给他们了。此刻他们正在逮捕别的有牵连的人。州检察官会考虑你的请求的，但是你没有什么条件可谈。”
“在这个国家，像这样的案子有保释吗？”
“谋杀案没有，帮助杀害儿童的人没有。你将在监狱里一直待到审判为止。”
“但我没有杀任何人。”
“这个问题将会提交给州检察官。我敢肯定你将能请求判处杀人罪。”
“那就不是谋杀罪了？”
“是，但那是一种不那么严重的谋杀罪。”
盖达担心起来。即使被审判定了罪，他也不会在监狱里待很长时间，他的政府会来料理这件事的，但那并不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幸运的是，他是在同美国司法系统打交道。
“詹金斯小姐，在你们国家，如果我告诉我的律师某件事，即使是某件可怕的事，她可以告诉警察吗？”
詹金斯想了一下该怎么说。“吉文斯先生，作为一个律师，我不能够将我的委托人告诉我的任何事情告诉警察，即使他要告诉我是他开枪打死了那个女孩。”
“詹金斯女士，请放心，我永远也不会干那种残忍凶暴的事情。”听到他说话不再使用农民的腔调，詹金斯瞪大了眼睛。“或许我应该解释一下。”
“或许你应该。”
“约翰·吉文斯不是我的真名，尽管你可以继续那样称呼我。而且我也不是我假定应该是的推销员。”
“你是一个间谍，对吗？”詹金斯的话音里混杂着惊奇和着迷。
“我喜欢‘情报收集人员’这个词。间谍听上去太像詹姆斯·邦德了。”
“‘情报收集人员’干的就是买卖毒品吗？”
“因为我的一些联络人愿意让我支付给他们毒品而不要现金。”
“那么这些联络人为你做什么呢？”
“他们替我搞到我自己搞不到的东西——你们政府希望不让人知道的高度机密的情报，保密的设备、名称和地点。”
“你在巴尔的摩这里有这种联络人？”
“噢，天啊！我在华盛顿工作。我只是住在巴尔的摩。这里还舒服得多，又便宜。一个更加安全的买卖毒品的地方，至少在今晚之前是这样。”
“那么，你乐意用你的一些高度机密的情报来换取自由吗？”
“一点儿也不，詹金斯女士。我辛勤工作才掌握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那么吉文斯先生，不管你叫什么，为什么告诉我你是一个间谍？”
“詹金斯女士，作为我的律师，你有责任为我获得释放而尽你的一切努力，不对吗？”
德博拉·詹金斯又一次在回答之前想了想。“那是律师的职责，是的，只要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
“要回我的私人物品并将它连同一个口信转交给我的雇主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吗？”
“我不敢肯定，这件物品与你的工作有任何关系吗？”
“为此项服务支付一大笔非正式的律师费可以答复你这个问题吗？”
过了几分钟她才做出回答。在她回答时，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先前所没有的犹豫不决。“那当然答复了我的问题。严格地说，这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这将是对我的国家的背叛。”
“詹金斯女士，你是一个律师，一个律师首要的，实际上也是她惟一的责任是对委托人负责。我向你保证，只要我的使馆听到了我被捕的消息，也就是几天的时间我就会被释放。他们会拿你们的一个间谍来交换我。不管我被耽搁多久，我拿到的情报将会传过去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给你的使馆打电话？”
“詹金斯女土，如果我从巴尔的摩监狱的牢房里给俄罗斯大使馆打电话，窃听那里所有电话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将知道我的存在。这将变成一桩国际事件。想想舆论吧！‘俄罗斯间谍在毒品谋杀中被扣留’。我希望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盖达还希望不让她知道，一旦他被捕的事公开了，即使不是全部，他的一些联络人将无疑会暴露出来，使他的许多工作前功尽弃。
“詹金斯女士，如果你按我说的做，你将不仅履行了你对委托人的义务，而且，当我被交换的时候，你将对帮助从俄罗斯监狱释放一个美国同胞负有责任。还有我提到过的将用现金支付的律师费问题。”
詹金斯好像被说服了。“吉文斯先生，如果我要帮助你的话，我必须要确切地知道你需要我做什么。”
盖达如释重负般地叹了口气，他就美国司法系统的公正和它的律师们的贪心默默地感谢他一度失去了信任的上帝。
他对詹金斯说：“我需要你拿上我的物品，就是当他们带我送来时值班警官从我这儿拿去的那些，到华盛顿我的使馆去。在我的钥匙环上，有一把标有‘康多海洋’的钥匙。告诉他们那是哈福大街理查森体育俱乐部里302号衣帽柜上的钥匙。”
“衣帽柜里有什么？”
“你需要知道吗？”
“我想不需要。我猜是些文件的副本，计算机磁盘，还有你的联络人为你弄到的别的东西。”
“差不多，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