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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你没关系。”
“看来是这样。”
“你不理解保留地。”
她停顿下来，很显然后悔她的唐突。她抿了一下嘴唇，又开始讲话。但是她的声音显得平静而紧张，就像一个人在很严肃的事情中，带入了私人的不满一样。
“白人总是掠夺黑脚族。他们在玛丽亚河流上屠杀他们，然后让他们挨饿，让他们住乡村的贫民窟。现在，他们又在我们这里建造导弹场。政府承认，当发生战争时，住在东面斜坡的所有人，都会被导弹杀死。但是白人不理解的是，印第安人相信，人的灵魂就生活在地球上。掠夺我们土地的所有条约和契约，其实都毫无意义。有时候，人们可以在风中听到玛丽亚河上传来儿童和妇女的哭声。导弹发射井里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印第安妇女。美国空军的人曾经看见过她。你可以和他们谈谈。”
“你相信这些灵魂吗？”
“我曾经在晚上去过玛丽亚河。我听过他们的哭声。声音就从河边传来。那里曾是营地。大约在1870年的冬天，一位名叫贝克尔的军官袭击了哈维兰德一群无辜的黑脚族人。他们杀死了一百三十人，然后烧了他们的衣服和窝棚，留下那些幸存者在雪中受冻。你可以听到人们在哭泣。”
“我想我不知道这些事，也不了解你们民族的历史。”
她没有回答，吃着饭。
“但是我认为，让那样的事情留在你的记忆里，对你并不好。”我说。
她仍然沉默着，脸朝着地，我放弃了安慰她的念头。
“瞧，你可以替我带个话给克莱特斯吗？”我说。
“什么话？”
“告诉他，他并不欠我的，他不必为任何事情觉得抱歉。我没有为萨利。迪奥那样的人焦虑。你还告诉他，带着自己和一个好姑娘去新奥尔良，那里是好人该去的地方。”
她笑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和嘴巴，接着回过神来，向旁边扫视。
“我得走了。”她说，“我希望你感觉好些了。”
“我好多了。你是个真正的朋友，达乐涅。克莱特斯是个幸运的家伙。”
“谢谢你，但他不是幸运的人，根本不是。”
我不想再谈克莱特斯的问题了，也不想承受他的任何负担。我和她走出门，到她的丰田汽车那里，我为她开了车门。
“大概某个晚上，你们会愿意来小镇，并且共进晚餐。或者，可以沿着比特鲁山脉的一条溪谷，走过来尝尝山群。”我说。
“也许会的，我会问问他。”她说，然后又笑了。
我看她驶过校园，向州际公路方向转了弯。这时，我不在意显示自己真实的内心，或面对自己真正的想法。
我洗了碗，穿上跑鞋、短裤和运动衫，沿河跑了两英里。在凉爽的空气中汗流浃背，我必须奋力提高速度，以通过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的呼吸很正常，大腿和后背的肌肉紧绷着，头脑清醒。一天中剩余的时间将是欢快的，而不是带着阴暗、忧郁与空洞的声音。
啊，声音，我想。她相信它们。任何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都会告诉你，那是精神分裂症人格的主要症状。
但是，我从来没把这些古怪的精神病定义和人们对号入座。实际上，当我回顾多年来拥有的友谊，我不得不做出结论，最有趣的那些人往往会带着严重的人格缺陷——醉鬼，思路模糊者，那些以神经失常开始每一天的人们，那些渴望通过吸盘到达行星上的人们。
当我在河边街区转弯时，听到小学的铃声响了，接着看到孩子们蜂拥着跑出门，到了人行道上。阿拉菲尔背着餐盒，走在其他三个孩子中间。我从她身边经过时，倒着跑着。
“家里见，小家伙。”我说我刮了胡子，洗了澡，然后带阿拉菲尔去离我们三个街区的嗜酒者互诫协会参加活动。她喝了一罐汽水，然后在咖啡屋里做作业，我则坐在聚会的禁止吸烟区听讲座。聚会的成员大多是工厂工人、伐木工、印第安人、女服务生、粗暴的蓝领青年，还有脸上刻着很深皱纹的贫民窟老人。当轮到我说话时，我说了我的名字就过去了。我应当谈一下我的噩梦，茫然地盯着即将熄灭的火堆，毫无理性产生的消沉。但是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也不是他们堕落的心，而是他们失业了，为生计发愁。于是，我自己的蛇篮子，似乎成了讨论中微不足道的话题。
阿拉菲尔和我早早吃了晚餐，然后沿着蜿蜒崎岖的小径，到山上俯瞰大学校园，就在那个巨大的白水泥M 字上。太阳在一座山峰后暗淡了下来，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峡谷中笼罩着紫红色的薄雾，小镇各处的房屋、街道和霓虹灯都亮了起来。
阿拉菲尔在水泥字上坐着，紧挨着我。她从膝盖上弹掉泥巴，我看到她皱起眉头。
“戴夫，那是谁的帽子？”她问。
“什么？”
“在椅子上，靠近壁炉，那个黑色帽子。”
“哦。”我说，“我想一定是有位女士把它落在那里了。”
“我坐到帽子上了。我忘了告诉你。”
“没关系，别担心。”
“她不会生气吧？”
“不会，当然不会。不用为那类事情担心的，小家伙。”
第二天，我安顿好阿拉菲尔。如果我在晚上不得已呆在小镇外面，她就会和保姆呆在一起。然后我出发，去大分水岭另一侧的黑脚族保留地。在早晨的阳光中，我越过粉红色的岩石和松树，沿着溪谷驶向黑脚河。当我到达林肯伐木小镇时，空气变冷了，车窗被雾打湿。
接着我到了东部斜坡，除了落基山脉映射在我的反光镜中，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和成群的牛羊。我高速驾车，驶入丘窦和杜普耶尔，过了一会儿，就进入黑脚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了。
我曾经去过好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好地方。这个也不例外。厄内斯特。海明威曾经写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命运了。如果他的读者中有人持反对意见，那他们只需参观美国政府安置原住民的一个地方就够了。我们夺走了他们的一切，反过来送给他们天花、威土忌酒、福利救济、联邦寄宿学校和收容所。
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我问到了部落议长办公室的方向。
部落议长是个和蔼的人，编着辫子，戴着珠宝，穿着西方的马甲、绿色条纹的长裤、黄色的牛仔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是一所社区学院的艺术大专毕业证书。
他很有礼貌，听得很认真，当我说话时，他眼睛很专注地盯着我的面孔。但是很显然，他不想谈论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或者他不认识的某个白人的石油生意。
“你认识哈瑞。玛珀斯吗？”我问。
这一次，他的凝视被打乱了。他望着窗外的街道。
“他是个租赁土地的人，他有时候到这里。”他说，“大部分时间，他在保留地边上工作。”
“关于他你还了解什么？”
他撕开一盒廉价的樱桃红雪茄。
“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你得问问其他人。”
“你认为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微笑着以活跃气氛，然后点燃雪茄。
“他杀了他的伙伴，达尔顿。魏德林，在路易斯安纳。”
“我不知道那些，罗比索先生。”
“我认为他还杀了你们的两个人。”
“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什么，先生。”
“你认识失踪的印第安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吗？”
“不是在保留地内，我被选举来关心的地方是保留地。”
“你说‘不是在保留地内’是指什么？”
“我不属于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我不掺和他们的事情。”
“但是你听说有人失踪了，对吗？”
他又望了望窗外，然后从鼻子和嘴巴中呼出雪茄烟雾。
“就在这儿的南边，在提敦村，克雷顿。代斯马丢和他的堂弟。”他说，“我记不起他堂弟的名字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说他们有天晚上没回来，但他们也许只是去别的地方了，这很偶然。你去和提敦村州长办公室的人谈谈，和克雷顿的妈妈谈谈吧。她就住在保留地外边。”
半小时之后，我把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