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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着急，他开口说话毕竟是早晚的事，白天一起共事，晚上住在对方家里。今天的事不可能影响朋友的感情，就像去年欧洲杯期间，我们为敏敏的事闹的那次矛盾一样。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发生矛盾，接下来两个星期，王建南绝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最后听说敏敏去了上海，我主动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终于合好如初。总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粉子插朋友两刀”
但这一次，我希望是王建南主动来向我悔过。
第二天上午，我很晚才去公司上班。
不出所料，王建南果然表现得很主动，我刚走出9楼的电梯间，他就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冲了过来。
这瓜娃子肯定稳不起了，生怕失去我这个朋友，可能从窗口就看见了我的车，所以急不可待冲出来要向我道歉。
不太对！他走近了我才发现，王建南脸红筋胀、气急败坏，好像不是来和我言归于好的，而是想火上浇油。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还没走到我面前，他就粗声粗气地说。
“啥子大不了的事？”
一看他的脸色，我马上想起，按我和刘至诚事先安排，公司那台崭新的苹果机昨晚已搬走，我已经明白他生气的原因。于是我说：“先平静下来，我慢慢告诉你，这件事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把和刘至诚商量，让公司破产赖帐的事说了一下，话还没说完，王建南一把揪住了我的衬衫领子，把我扭到墙边，愤怒得好像要把整个商会大楼吞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很严厉地说：“你娃现实一点，10万块钱，你马上就可以买房子了，快把爪爪放开！”
王建南嘶着嗓子吼道：“日你妈10万块就把信誉卖了！马上叫刘至诚把30万划回来。”
我只好说，事情还可以重新商量，他这才放下我的衣领。
我开始苦口婆心地劝他，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上次那个雕塑艺术展大家累死累活，看起来闹热，实际上才挣两三万，有了这10万我们合在一起，重新办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
王建南说：“当初签‘刊后付款’是我出的面，我输不起这个脸，我限你一周之内把报社的欠款结了，否则绝不认你这个朋友。”
我对他这番话相当失望，现在大家都在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他娃还用八十年代的方脑壳来考虑问题，这样下去根本发不了财。
我没这番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伤他自尊心。另外，主要因为我想到了周家梅，如果失去王建南这个朋友，我以后很难面对她。
我只好用缓兵之计，说：“刘至诚出差了，他周末一回来，我就和他重新商量。”
王建南的情绪这才稍稍平息，但脸上的怒气一整天都没有消失。
下班的时候，我主动和他打招呼，打算请他一起吃晚饭。
他头也不抬，说要加班写一下绵阳那个case的草案。
到了第二天，王建南的怒气虽然平息，还是不主动和我说话。
好几次，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在他办公桌前走上几步，他低着头写写划划，正忙着绵阳那个CASE，假装没看见。
快到中午了，王建南还是对我不理不睬。看来那笔欠款的事不解决，他娃真要和我绝交。
我看着王建南瘦削的背影，对他产生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厌烦情绪。
要不是为了周家梅，我根本不想理会这种瓜娃子。我估计，唯一的希望是王建南这几天能够觉悟——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坐回老板椅，拿起电话。
“哪一个给官卫红打传呼。”一个男人大声武气地问：“打错了！这是诚东文化公司。”
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起来。
“前天下午哪个找官卫红嘛，就是这个号码！”还是刚才那男人说。
操TM我胡总正在思考经济大事，这莫然其妙的瓜娃子又来骚扰，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正要骂他两句，突然想起，前天下午我确实打过一个传呼找红姐，要落实一下周家梅当年的口红事件。
这官卫红可能就是红姐，我跟着王建南一起叫她红姐，却从没问过她的全名。我确认了一下她的号吗，然后说的确打过，有工作上的事要找一下她。
这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说：“这瓜婆娘不晓得死到哪个旮旮头去了，传呼丢在屋头，娃娃的饭又不煮，昨天一整晚上到今天中午，还没看到这逼婆娘的影影儿！”
我对他说，你老婆回来跟她说一声，就说广告公司的胡总找她。
到了下午，红姐老公又来电话，问我究竟找她有什么事，说老婆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在电话里面的声音特别着急，话也说不伸展，好像认为这件事跟我有很大干系。
我说：“官卫红上个月我们公司来应聘，放了一份材料。”
我刚放下电话，王建南就主动跑过来搭话了。
“向东，你刚才和谁在说官卫红？”王建南问。
王建南终于主动开口和我说话了，让我松了一口气。
一句话而泯恩仇，王建南的脸上也轻松了不少。
我说前天打红姐传呼，她一直没回，现在她老公也在找她了。
王建南说，这不是红姐的习惯做派，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马上回拨了过去。
自报家门过后，王建南拿着电话听那男人说了好一阵，突然焦眉烂眼地说：“你马上，立刻！到大慈寺茶馆来，把这两天的事仔细跟我讲清楚。”
我有点佩服王建南了，一个“绞家”（成都方言，对奸夫的中性称谓）居然敢命令人家的老公，这世界简直颠到了。
我强烈要求陪王建南一起去大慈寺，会一会红姐的老公。
朋友之间刚刚言归于好，当然让我觉得珍惜，再说，王建南毕竟给别人戴了绿帽，我担心万一红姐的老公闹出什么事来。
和王建南在大慈寺茶馆坐了20分钟，一个五官还算端正，但气质相当委琐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他就是红姐的老公，坐下后，他把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事大致说了一遍，说得来东拉西扯，完全没说到点子上，让人听不出红姐有一点点离家出走的理由。
王建南问他最近打牌手气好不好？
他吞吞吐吐不敢回答。
别人一看他的样子就会觉得，他最近手气肯定霉到家了。
王建南脸上的眉毛全部锁紧，我也觉得事情可能不妙，马上问他：“去‘砂轮厂’找过没有？”
他说红姐现在年纪大了，很少去“洞洞舞厅”。然后补充说，他老婆虽说在“砂轮厂”上班，但从不卖淫，从不随便在外面过夜，他还说这一点王建南可以作证，她肯定不会跟别的男人跑——
王建南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告诉他：“现在马上去找！一家一家舞厅挨到找！”
这男人刚把屁股抬起来，马上又坐下，扭捏了半天才说：“王哥，这回你看是不是再表示几个嘛。”
王建南从裤包里摸出几张钞票，这男人把钱一揣，屁颠屁颠地走了。
我现在终于搞懂，王建南为什么可以把红姐的老公码干吃尽。
王建南看他背影消失过后，对我说：“可能要报案才行。”
“开啥子玩笑，清平世界，国际化大都会，还会有人把她吃了？”我安慰他说，“再说一个女人出走两天很正常，当年周家梅夜奔成都，也是过了几天才给家里打的电话。”
已近黄昏，太阳越来越歪，大慈寺里的茶客越来越少。
红姐的老公还没回来，电话也不打一个，我和王建南越等越冒火。
这时，上回那个算命先生又在我们桌子前晃来晃去，看起来他今天的生意更惨，一副穷凶极恶，饿慌了的样子。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说：“哥老倌，你的面相好得很哦，鼻大嘴大，相貌不是一般化。”
“快爬远点，你这些老一套。”我说。
想我胡总今年财运滚滚，即将发一笔10万元的大财，你娃居然也没有看出来。
“看不准不要钱！哥老倌，你左眉高右眉低，家有贤妻，外面还有暗妻。”算命人又讲了一堆套话。
我正要骂他胡说八道，算命人接着说：“你屋头的那位贤妻呢，最近有点问题，她肯定不在屋头，你们闹了矛盾，我看矛盾还深沉得很呢，我给你们俩个算一算。”
这几句话还比较受用，我“屋头的”当然就是周家梅，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一定是，虽然现在我和她矛盾确实深沉，不过很快就可以摆平。
我瞟了一眼王建南，对算命人说：“你看看他的面相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