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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种舆论还大肆渲染日本在满洲所作出的牺牲和重大贡献，说什么“日本耗费了20亿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的故乡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
为了煽动日本人民的情绪，除了报刊发表文章，高级官员到处演讲外，“九·一八”事变前夕，即9月7日，驻京都的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派飞机到日本的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上空，散发了10万张题为“醒来吧，国防！”的传单，鼓吹武力侵占东北，并附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地图。
与此同时，在东北日本侨民中组织了“满洲青年联盟”和“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
他们向侨民和国内大量印发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和《满蒙三题》宣传材料，公开宣传日本必须把满蒙作为生存权加以保卫，满蒙驻军必须“取消张学良的政权”，“解除张学良的武装”。
1931年6月中旬，这些组织在大连召开的“打开国难局面问题大会”上，公然狂叫：“占领满蒙！
我们站起来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在舆论准备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资准备。
1930年，日本的军费为44286万日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84％，是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31年军费进一步增至45462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
日本工业资源十分贫乏，主要依靠进口。
在经济危机期间，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下降，但军事物资的进口却增加很快。
1928年军需物资进口占进口贸易总额的39％，而到1929年和1930年，则增至40％以上。
日本的工业并不发达，但为了发动对华战争，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发展军火工业以及同军事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上。
飞机、军舰，战车、火炮等制造业在“九·一八”事变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迅速装备了一支具有现代武器的23万人的常备陆军。
为了发动对华战争，1931年8月15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为关东军司令。
本庄繁在中国工作多年，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有名的“中国通”。
本庄上任后，立即视察部队，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命令关东军“不许有一日偷安，万一发生事端，各部务必要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在进行各种准备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
其中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序幕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突出事例。
万宝山在长春市北30公里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此共居。
1931年4月，朝鲜人李升薰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只靠私人交易，招引180多名朝鲜农民开河挖渠，想与伊通河沟通，引水灌田。
这条渠宽深均3丈有余，长约20余里，如水渠修成，下游地势低下的两千多顷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将会引起水灾，作为主要交通航道的伊通河也将作废。
此事当然引起中国农民的强烈反对，因而双方发生争执。
日本人纵容朝鲜人继续挖渠，并在其武装警察的保护下终于使渠挖成。
中国400多名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水渠填塞了2里左右。
日本借此挑动朝鲜人逞凶，日本警察也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农民数十人。
事发后，日本继续增派武警，扩大事态，并致电朝鲜，挑拨说中国排斥朝鲜人。
于是造成在汉城、仁川、平壤等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在朝华侨被惨杀500多人，伤2000余人，商店被捣毁殆尽，房屋十之有九被烧，就连国民党政府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捣毁。
在日本国内，“政友会”利用万宝山事件，攻击执政的民政党政府奉行“软弱外交”，并立即派侵华狂热分子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到满洲和朝鲜进行调查。
森恪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回到日本后，故意歪曲事实，歇斯底里叫喊：“日本决不能就此罢休，必须武装占领满洲。”
日本贵族院也利用万宝山事件煽风点火，并决定派“满洲调查团”。
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
日本军部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应邀参加了会议。
他在会上强烈呼吁日本政府“以万宝山事件为楔子，尽快向满洲和朝鲜增兵，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就连被指责为对华政策软弱的民政党总裁、首相若木规礼次郎态度也非常强硬。
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高喊：“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奋然而起。”
5。山雨欲来（7）
继“万宝山惨案”后，日本又借“中村事件”大做文章。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以“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的身份，伪装成农学家，率领退伍骑兵曹长井杉还太郎和担任向导的蒙古人与白俄分子，从伊尔克特出发，奉命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
他们以游览考察为名，大搞军事调查活动。
一路上，根据所考察的情况、在中、日、俄文军用地图和铁路路线图上做了大量标记，对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进行大量自测自绘工作；对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容量和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储备等做了详细记载，还将所遇到的人士、民族情况，风土，气候、森林、矿藏、牲畜等情况做了详细记载。
5月25日，在欲从东北兴安屯垦区第3团驻地操场经过时，连长王秉义见他们探头探脑，行迹可疑，将他们带到团部审查。
发现他们除带有三·八式长枪和手枪外，还带了诸如望远镜、测板标杆、图板、罗盘等大量侦察仪器，并搜出了他们所写所绘的大量情报。
3团是个炮兵团，驻在洮索铁路线上。
东北军为了保密，把这一带划为禁区，并照会各国领事馆：“兴安区乃不毛之地，山林深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
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当时团长关玉衡去了沈阳，由团副董平兴代理团长。
董平兴平时就对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听到报告后，让部属认真审问。
但一直到天黑，中村震太郎等仍然狡辩说他们是蒙古人，拒不交待实情。
晚上，董平兴决定亲自去审问。
他来到审讯室，一眼便认出中村震太郎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士官同学，便用日文叫中村的名字，并与他握手寒暄。
不料中村一拳打来，把董平兴打倒在地，两人便互相厮打起来。
董平兴的部属立即把中村五花大绑起来。
当时董平兴考虑，如果把中村等人放了，关东军不仅要他们赔礼道歉，还会把中村等人搞的所有情报、资料等全部要回，并会继续派间谍来。
按规定，屯垦军在异常情况下完全可以行使紧急处置权。
根据上述理由，董平兴便命令中尉副官赵衡于5月25日午夜12时30分，在团部驻地后山秘密将中村4人处死。
28日，董平兴携带所有物证到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报告了处理经过，高以快邮代电呈报了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
张学良立即复电：“灭迹保密。”
7月中旬，中国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日本女人植松菊子把中村等人被杀的情况告诉了哈尔滨满铁公所雇员佐藤的妻子。
佐藤立即把这一情报送给了关东军的特务机关。
关东军特务机关得信后，立即要求林久治郎总领事对华提出赔偿、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要求。
但林久治郎因无证据未积极办理，直到8月11日币原外相电令其交涉时，才提出抗议，进行试探。
日本外务省对此事还讲究点策略，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和关东军的少数法西斯分子则竭力想借此大作文章，挑起对华战争，占领东北。
8月10日，石原起草了一个《关于搜寻中村大尉》的通知，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发出，要求“满铁”提供人员和材料，进行武力搜查，并配备了装甲车和步炮兵联合部队。
8月13日，石原给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用武力解决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