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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康有为的一系列激进“变法”措施已经引起了大规模地反对浪潮，可他仍然不知道变通，一个劲地“硬碰硬”，连他地弟弟康广仁都批评他，说他“规模太过、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但康有为不为所动，仍然“我行我素”，可以说“勇气可嘉”，但越这样下去，“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从梁启超地话里，孙纲还了解到，康有为目前的权力也很有限，他只是个军机章京，另外权力较大，负责替光绪皇帝起草诏书的“军机四卿”中，只有谭嗣同和林旭同他来往较为密切，但谭嗣同和林旭是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一直希望能够开立议院，但这正是康有为所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康有为有一次甚至忍不住在背后向梁启超发牢骚，说谭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开过功臣的样子！
康有为是这么说的，“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骤相，恐大祸将至矣。昔何晏、邓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俱矣。”
听了这些，孙纲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康有为的这番话可是让孙纲着实开了回眼。
梁启超和孙纲说这些，一方面是没有把孙纲当外人，显示了他性格当中率直真诚的一面，另一方面，梁启超也或多或少的表达了对自己授业恩师的不满。
康有为居然把自己“一个阵营”里的同志都这么比方，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三国时依附曹爽被司马昭杀掉的浮薄文人何晏、邓能和锐意变法救国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林旭相比么？
从梁启超的话里，孙纲知道了太多太多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东西了。
另外，据梁启超说，“军机四卿”的其他两人杨锐和刘光第同康有为并不熟悉，刘光第也只和康有为谈过一次，说不上有什么深交。倒是康有为一直不屑与之往来的李鸿章对变法的助力极大，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和这次的“裁撤冗衙冗员”，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
由于反对声浪过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门召见李鸿章等枢臣“面议”此事，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都不肯说话的情况下，李鸿章引经据典，强调了精简机构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拿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并裁”方案，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尽量合并一些不太重要的衙门，不用一下子大量裁员，而是对可能参加“并裁”的官员们进行考核，“选优汰劣”，尽量在这些官员们的能力范围内予以适当安置，这样，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国家开支，又不会造成太大的震荡。
李鸿章弄的这个“并裁”方案其实有些类似于后世的“末位淘汰”和“竞聘上岗”的意思在里面，应该说是一个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
（二百五十三）给梁才子“上课”
李鸿章的“并裁”方案经过枢臣们长时间的讨论，虽然刚毅、徐桐等守旧大臣及满族权贵还是表示反对，但最终在恭亲王奕的协调下得以通过，光绪皇帝后来正式下诏，以李鸿章的“并裁”方案实施，康有为弄的这个轩然大波总算有惊无险的就这么“揭”过去了。
康有为惹了这么大的乱子，让李鸿章给平息掉了，但这仍然没有改变康有为对李鸿章的成见，甚至徐世昌和康有为说了孙纲在朝鲜所采取行动的苦衷后（这个徐大翰林还真是个讲信用的人），康有为也没有改变对孙纲的看法，说孙纲“巧言强辩，混淆视听”，而且当梁启超表示想去见一见这位“斐声海内”的“少年能臣”时，康有为居然勃然大怒，身为学生的梁启超对老师敬畏惯了，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但他看过孙纲给光绪皇帝写的那个“海权论”《大纲》，坚信孙纲不是象康有为想的那样，正好孙文来了，因为孙文也是广东人，他和孙文“一见如故”，谈得极是投机，知道孙文和孙纲的关系后，“求为引见”，孙文慨然答应，就把梁启超给领来了，梁启超正愁自己的官话说得不好，恐怕和孙纲沟通困难，还在那里忐忑，却没有想到孙纲居然先来了。
“吾师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说白了就是死要面子不认错）。”梁启超对孙纲说道，“对大人或有不当之见，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那倒不算什么。”孙纲笑着说道。“只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这样了。”
梁启超听了也是一脸苦笑，但康有为毕竟是他地老师，在这个“天地君亲师”为大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启超，也是无能为力地。
两人一谈之下，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孙纲和梁启超就“变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看法。孙纲告诉梁启超，“法”的确该变，这一点没有错，但不能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应该下猛药，药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话，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样的结果又有什么用呢？
孙纲对目前“变法”的看法是。中国当前极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综合国力，旧法当变，也确实是刻不容缓，就象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贯主张地那样，应该“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暮气沉沉”的现状。
但开启民智光兴办学堂其实是很不够的，最主要的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及众多的维新人士其实都没有想到，可对从后世穿越过来的孙纲来说。这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孙纲提出来的就是，开放舆论。
大清王朝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光平头百姓不能随便上书言事。连品级较低地官员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无以通上，上情亦不能达下”的局面，也使得民众的思想被禁锢，这才是造成中国目前“万马齐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的整个国家官僚机构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它没有民间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虽然设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纠察监督和批评，而且监督和批评还常常发生作用。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监察机构”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内当中的一员。根本不可能做到在“体制内”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监督，历史表明。能够作到真正地监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民间舆论。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还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开放民间舆论（西方的德国和俄国也是一样），孙纲地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开放一部分舆论（在那个“防汉”的心理下，想要全部开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绝对不会允许），即允许民众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言论，“评议时政”，朝廷对此可以采取“言者无罪”的态度，官员们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这些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对就听，不对的也不用大惊小怪，民众不明白的可以向民众解释或者在报上反驳不同观点。这样一来，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言论自由”的风气，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自然就会促成民智地觉醒，同时官员们在逐渐意识到了民间舆论地力量后，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收敛”自己地行为，无形当中就会减少贪腐现象的出现，促进国家的进步。
对于广大下层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说一点没有）的民众，他们本人虽然不能利用舆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言论一开，注意到他们苦难的人也会替他们呼吁，使“上层建筑”里的人们注意并关心他们的疾苦，从而间接的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关于经济方面，孙纲认为也是应该变革，但不应象现在“变法”这样，根本没有重点，想一出是一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沿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为战争、自然灾害、外国资本的侵入等众多原因正面临着一点点解体的趋势，西方诸国（甚至是日本）都已经完成了经济工业化的转变，而中国的工业文明现在才初露曙光，如何促进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先进的工业文明转变才是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中国毕竟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大国，不管哪一朝哪一代，都不可能忽视农民的问题（别忘了历次改朝换代都是从农民起义开始的），眼下的“变法”并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下层民众对此反应冷淡，也是“变法”成效甚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农转工”问题孙纲和孙文经常讨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