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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铜雀三台”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六、高处不胜寒】
曹操一连串的政治动作，让不少人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表白产生了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尤其是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就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受制，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集体向曹操发难，于是接连发生了三次谋反事件。
第一次是谋反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谋反事件的主角叫严才，关于他的情况后世所知甚少，整个事件仅记录在《三国志王修传》中。据记载，当时严才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担任郎中令的王修最先得到消息，他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把名字又改回郎中令，保卫宫室的安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在平息这场叛乱中，王修立下了大功，同时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突显出来。谋反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当曹操看到有人出来与叛乱者搏斗时，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是谁，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这场谋反事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严才等人想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严才的具体背景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拥有“徒属”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担任某种官职。
又过了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在许县发生了另一起谋反事件，这一次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
参加这次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本人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赏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却相当了得，这也是部长级（比二千石）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根据《后汉书孝献皇帝纪》记载，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京兆尹（今陕西西安一带）的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等名臣。金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据《三辅决录注》介绍，这几个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也就是想乱中夺权。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与王必的私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