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裉欤�27日）去侦察，上午还有一两个村庄有零星战斗，到午后就都完了。飞机只发现辽中通沈阳道上有万余人向沈阳前进中，可能是郑庭笈。”我说：“蒋判断是廖耀湘。”卫说：“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回来了。在25日廖耀湘司令部被袭击后，我就令郑庭笈赶快撤回沈阳的。”我们正谈论间，卫夫人韩权华也来了，她难过地说：“为什么这样地把队伍送掉呢？”我说：“卫先生同我都不同意，一再争吵挨骂，他都不肯接受我们的意见。”大家这时你一言我一语，都为蒋氏王朝将要覆灭而垂头丧气。
到28日上午，潘裕昆、龙天武二人只身逃回沈阳。他们说：“在26号接廖耀湘命令，分路向沈阳撤退，四十九军在最后掩护，我们不了解情况，也未派队伍搜索敌情。一开始撤退，走了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到处拦路截击，把队伍打得稀烂，谁也不能掌握部队了……”中午证实由辽中逃到沈阳的一万多人，既非廖耀湘也非郑庭笈的部队，而是当时由辽宁省政府派出到辽中、台安一带抢劫粮食的省保安部队及当地逃跑的地主富农恶棍等人。卫感到非常失望。我也觉得人民解放军马上就会到沈阳，跟着打葫芦岛的，我就赶快逃到葫芦岛，计划撤退营、葫的蒋军。
六、沈阳解放
我回葫芦岛后过了一天，到30日上午，蒋介石又派了一 架飞机到锦西机场，带来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到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我当时就乘飞机前往，还未到沈阳上空，王叔铭从空中来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我的别号）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不久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然回葫芦岛。”
我接到王的电话后心中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急行撤退，一旦被人民解放军攻击，想撤也不可能安全撤退，就决定先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回葫芦岛。约12时多到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介石披一件黑斗篷，满面通红，准备上机走。我向他敬一个礼，他很惊异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到。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告诉我沈阳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要事请示，所以来的。”蒋介石迟疑了一下说：“到里面去谈。”一同到空军作战室后，蒋到地图前面，问：“沈阳情况如何？”我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窘态毕露一句话也未说。我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我说完，他就问：“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我说：“不清楚”。这时，王叔铭也下了飞机来到作战室，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就向外走，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这时已到飞机附近，我推了王叔铭一下上前去，王说：“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于是蒋向南京飞去，我飞返葫芦岛。
我回到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的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我即同侯镜如等到机场接卫。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他的飞机上挤满了赵家骧、董文琦等东北高级官员。
卫到葫芦岛后饮食不宁，坐卧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奉蒋介石命令到北平居祝在葫芦岛时，卫、赵同我三个人一 起有时谈天，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只要他到那里指挥，就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我觉得卫似乎怕蒋介石追究失败的责任，就说：“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他（指蒋介石）自己命我亲自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要追究失败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
11月1日前后，我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大意说：据周福成来电话，卫立煌于30日逃走。他现在正调整部署，竭力奋战，孤守沈阳待援。要我相机策应周福成的战斗。卫是蒋介石叫他到葫芦岛的，东北蒋军主力已经被消灭干净，蒋介石最后还将这一电报转来，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如何的心机了。
他又于11月26日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这就是蒋介石的指挥道德。
另据留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一日晚来电说：“周福成降敌”。其实周并未奋战，也未降敌，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只有二○七师戴朴顽强抵抗到11月2日，也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仅戴本人化装只身逃走。
至此沈阳全部解放。
七、营、葫撤逃
蒋介石在10月27日即对我说马上调船来撤退营口的部队，可是大约到10月31日晚上才来了海军的一艘登陆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并亲来同我决定撤退的办法。桂永清表示很负责的样子，亲率重庆号前往营口指挥撤退，但一直到2日这只登陆艇仍停止营口以外未入港。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将营口包围，并对营口撤逃的五十二军攻击极为猛烈。该军军长刘玉章连电告急，并说船已到营口外海上一天多为什么不进港。我打电报给桂永清，桂复电说“船已进口，正在亲自掩护撤退中”，事实上到3日晚上才将后来的招商局一只登陆艇及另一只小商船驶入营口港。刘玉章见船少人多，分批撤退，残留部队必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一次撤退又不可能，而当晚不撤也必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于是他决心将车辆、马匹、轻重等一齐丢掉，用所有弹药集中火力向人民解放军反扑，掩护撤退。可是只有两只船，把人堆起来也装不了近两万人，最后连同在营口的民船也只装了一万五千左右人。有一只小火轮已因载重过量陷于河底不能开动，人民解放军的炮弹落在轮上，起火焚烧（有的说是机器加足码力也开不动被烧掉的）。官兵及船上人员争先恐后纷纷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的又不知多少。据乘船逃回来的官兵说，有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海军又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用炮打死不少。官兵痛骂：“蒋介石桂永清无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一个军就这样的仅以一只船撤逃几千人。而海军的登陆艇则怕被人民解放军打沉，始终未驶进营口港内。桂永清回葫芦岛后还吹说：“这次营口撤退，‘共匪’追得很凶，一直追到海边，不是海军掩护的话，五十 二军会全军覆殁……”意思要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表扬他的“功劳”。
当刘玉章最后用所有火力掩护撤逃时，人民解放军则对五十二军的攻击暂时停止。我向蒋介石谎报说：“五十二军将敌人击退，可能安全撤退”。蒋还复电奖励刘玉章，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营口击退共匪，歼匪数千人”。
当11月2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后，我的心里诚慌诚恐，怕人民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使东北仅余的蒋军也无法安全撤退。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脱离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上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势将无法撤退。大家议论之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在散会后还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等到什么时候？”我同他握着手说：“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