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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麦克阿瑟不知道的是，华盛顿的这个决定已经作出来了。虽然马歇尔在元旦来电说：“我们满怀希望，在马来屏障迅速部署占压倒优势的空中力量，将会切断婆罗洲以南的日本交通线，并使盟军能够在菲律宾南部发起进攻，”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它的新盟国，都没有船舶、兵员和飞机来实现这个计划。三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事计划委员会终于打消了向远东派遣救援运输舰队的各种设想，他在报告中说，那样做是“完全不合理的”。史汀生沮丧地写道：“人总是有死的时候。”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日子里，菲律宾唯一能够得到的支援来自于中国，由于海上航路的被切断，中国民间的援美团体和机构开始雇佣各航空公司的大型运输机向菲律宾空运各种物资，一些中国海运公司甚至破天荒的使用了大型运输潜艇为美军运来粮食和药品，令美国人感动万分的同时，也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中国民间援美团体的有力支援为菲律宾的坚持抵抗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麦克阿瑟不知道华盛顿的决定实际上宣判了他的司令部和他手下许多官兵的死刑。相反，他得到了越来越含糊的保证：将尽一切努力运来增援部队。巴丹岛经常收听到的西海岸广播电台广播的这样的消息，“援军肯定正在途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援军的到来，”麦克阿瑟在视察阿布凯防线的时候很有把握地向一群军官作了保证。他回到科雷吉多尔岛的时候，非常乐观地告诉奎松总统，他“可以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岛守住几个月”。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许诺的援军未见到达，麦克阿局长明白了他已经被华盛顿抛弃，他渐渐害怕同手下的官兵见面，觉得是他自己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已经作出了使人不快的决定：菲律宾现在不可挽救了。但报刊电台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念，即公众预料盟军将向日本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巴丹岛上的勇敢的战士将会得到增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公布了他为“胜利规划”制订的庞大的生产指标，这使公众更有了盼头。罗斯福实际上已经决定将下一年的飞机、弹药和坦克的产量翻一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一批专家的努力结果。美国总统挥笔开列了一大堆数字，很有把握地对身边疑虑重重的助手们说：“哦，只要搞生产的人真正卖劲，这些产量是可以达到的。”他还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决定让美国的工业部门进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军火生产，他要求第一年生产45000架飞机，45000辆坦克，20000门高射炮和800万吨新船舶。“这些数字和一大批其他武器的产量数字，将使日本人和德国人以及布尔什维克分子他好好想一想他们的成就有多大。”罗斯福对满座愕然的政治家们说。这些数字象征着美国在一场“无时不在渗入我们生活”的总体战争中，对打败敌人和在生产上超过敌人所作的全面贡献。
温斯顿？丘吉尔深信英美会谈已经成功地使美国战时生产进入**，马歇尔提议，在华盛顿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这个建议迅速得到批准。这个机构中的英国方面将由陆军元帅迪尔率领，他将与新成立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系。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除了一致同意派遣美国部队守卫冰岛和爱尔兰以外，在调和双方互相冲突的行动计划要求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限制因素是船舶运输力量不足。计划人员警告说，这个限制因素“排除了执行这些行动计划中的一项或者同时最多不过两项的可能性。”丘吉尔说，“船舶不足是一个要命的因素，”由于面临这个因素，丘吉尔提出的10万人的英美部队在北非大规模登陆的“体育家”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保障大西洋上护航运输船队的航行反而成了当务之急，这些护航运输船队运送的是英国继续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供应品，它们随时要同德国潜艇作战。首相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在太平洋上“处于守势”的时期。他估计“海上堡垒新加坡守得住”，希望将人力物力集中用于美英荷澳联军防卫马来屏障和荷属东印度。为了安抚澳大利亚政府——当隆美尔正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的攻势的时候，这个政府扬言要撤回在埃及的三个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总统同意向太平洋彼岸派遣20000名美国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另外50000名美军可随时驶离西海岸。
罗斯福还宣布建立了以唐纳德？纳尔逊为首的战时生产局。这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前副董事长是一位活跃的密苏里人，他凭着在供应生产局的经验，很快将战时生产局建成为效率卓著的机构。他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战时生产局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它颁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禁止生产300种消费品，从烘蛋奶饼用的铁模到牙膏、听装啤酒和汽车。从那以后，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美国各地的工厂，都从制造玩具和烘面包器转为制造枪炮和子弹。
当美国的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地开展生产的时候，美国人明显地有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日本在最初的猛烈进攻中赢得了多么大的胜利，最终它将被打败，美国的工业力量将比日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当丘吉尔在白宫参加了最后一次工作晚餐，与罗斯福总统告别的时候，他能够意识到“美国人民的实力和意志力”。阿卡迪亚会议成功地实现了通过“广泛民主”的手段增加生产，并且统一了同盟国的指挥。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决心实现打败德国和苏联的“大西洋第一”战略目标，放弃临时制订的迎击日本在远东继续进攻的战略。
当丘吉尔决定从百慕大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水上飞机横渡大西洋回国的时候，大西洋战役的潜艇战已经扩展到美国东海岸的海上通道。他刚开完阿卡迪亚会议，心情舒畅，急于赶回国内，因为他已得到消息：国内就他指挥战争的问题，正在酝酿一场政治风暴。阿卡迪亚会议还标志着“平等的伙伴关系”有了显著的变化。美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将不支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帝国主义目标，并对印度在独立问题上发生的内乱表示关注。日本轻而易举地横扫马来亚，使大西洋两岸都怀疑大英帝国经过这场战争之后是否还能幸存。这种恐慌的焦点现在集中在英国本土和新加坡面临的威胁上，因为德军已经开始在法国集中兵力，试图对英国本土发动进攻，而新加坡更是已经成为英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其帝国不受日本侵犯的象征和考验的场所。
“远东的直布罗陀”已经处于容易受到攻击的境地，这使美英荷澳盟军总司令韦维尔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的司令部设在距离新加坡600英里的荷属岛屿爪哇的腹地。即使在和平时期，协调四个国家的陆、海、空军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何况韦维尔，他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以及担任四国盟军副总司令的美国空军中将乔治？布雷特将军必须在敌人进攻的火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名义上的联军。四国之间的互相竞争，他们奉命保卫的环形防线的广阔范围，以及日军进攻速度的加快，使他们的最大努力遭到挫折。空军中将理查德？皮尔斯爵士担任名义上的空军司令，海因？特普尔坦中将指挥地面部队，哈特海军上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但是，他们全都受到四国盟军司令部指令的掣肘，指令要求四个国家的部队尽量独自作战，这样，使他们的部队分散得很广，缺乏联合作战的经验。在这个极其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人的时候，四国联军却缺乏必不可少的共同作战原则。
交通运输问题很快就成为四国首次试图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时暴露的主要缺陷之一。四国盟军司令部中没有哪一部分比海军司令部所受的损失更大，海军司令部设在爪哇东端的泗水港，离韦维尔的司令部有四百多英里。由于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舰分散在从新加坡至主要供应基地达尔文港的辽阔海面上，哈特海军上将处于不堪设想的境地。1942年3月11日，日本终于向荷兰宣战，开始向婆罗洲东海岸的石油城塔拉坎发动进攻，二十四小时之后，日本伞兵和海军向西里伯斯发动联合进攻。荷兰士兵尽力反击，在少数飞机和奉四国盟军空军司令部的命令飞来的美国“b17”轰炸机的偶尔支援下，摧毁了极其重要的设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