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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志回答说：这无论如何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在缓慢地攀登，有时停顿，有时还后退几步，我们是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在攀登，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惠主义和共有主义（社惠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同志在20世纪的国务活动家中居于很高的地位，起着杰出的历史作用。他的面容表明他有力量、机智、具有意志力和过早的衰老。他的小领子经常扣着扣子。我注意到了他的那双手，那是一双贵族的手。在他的眼睛里有着一种能把人射穿的目光，他的两只眼睛闪耀着讥笑的亮光，闪烁着仇恨的光芒。他是一位伟大的心怀仇恨的人和伟大的活动家。他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普加乔夫。他是一位被大量挖苦的话武装起来的人和具有难以置信的行政管理才能的人。他具有知识分子领袖的头脑、锐利的目光和伏尔加河畔农夫的身体……”
正当青年写到“锐利的目光和伏尔加河畔农夫的身体”这一句的时候，他却突然感觉到了什么，他猛地转身抬头，看到在铁栅栏门外，两个人正站在那里，看着自己。一位狱卒则提灯跟在了他们俩身后。
看到那个一身黑色西服的人那双似乎带有淡淡的红色的瞳仁，正放射出他刚才笔下形容的那种“能把人射穿的目光”，青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啸白”在这个人旁边的那个学者模样的人已经认出了狱中青年的身份，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他直扑到铁栅栏前，向他伸出了双手，“你怎么样？啸白？没事吧？”
“此间甚是安静，我在此很好，仲华兄不必担心。”狱中的青年——屈霜笑了笑，站了起来，拉住了陈乾声的手，又瞥了一眼他身边的那个人，“这不，没给我上镣呢。”
陈乾声苦笑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用关切的目光打量着屈霜，确定他没有受伤，才长出了一口气。
“这位就是名动天下的小杨将军吧？”屈霜看着站在好友陈乾声身后的杨朔铭，平静地问道，“今日虽然没有穿军服，但我还是能感觉到，这‘高科技军阀’的风彩，呵呵。”
听了屈霜略带讥讽的话，杨朔铭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只是在那里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在另一历史时空当中的著名“学者**家”。
“小杨将军是来陪仲华兄为我送行的么？”屈霜看到杨朔铭在盯着自己，不由得冷笑了起来。
“你乱说些什么啊啸白”陈乾声大声的说道，并看了杨朔铭一眼，“瀚之怎么会那么做呢？”
“啸白若是愿意，刚才写的那些文字，可否让我看看？”杨朔铭笑了笑，声音里透着温和之意。
“外面光线太暗，请瀚之入内一观如何？”屈霜听出来杨朔铭的话中似乎并无恶意，言语间也不由自主的放缓了些，“我这里还写了一些别的东西，瀚之也许会感兴趣。”
朔铭笑着点了点头，狱卒上前将铁栅栏门打开，杨朔铭和陈乾声一起进到了狭小的牢房当中。
三个人围着小木桌坐了下来，屈霜将自己写好的东西递给了杨朔铭，杨朔铭认真地看了起来。陈乾声则和屈霜唠起了家常。
“沪上一别经年，如今竟然在此相聚，真是恍如隔世。”陈乾声感叹了起来。
“虽说多年不见，但仲华兄却是老样子。”屈霜笑道，“今日能见到仲华兄，哪怕是死，也不枉了。”
“别这么说，啸白。”陈乾声说道，“你不会死的。”
“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屈霜苦笑了一声，“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但却没想到……”
“那你为什么……”陈乾声看着他，又看了看杨朔铭，欲言又止。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几年前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啊。”
“每次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在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屈霜的声音里透着沉重和无奈，“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上届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样子。”
“啸白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杨朔铭这时已经看完了屈霜写下的文字，他听到屈霜的话，在一旁点了点头，“啸白还想说什么，就畅所欲言好了，我想听。”
“那么瀚之想听我说什么？”屈霜看到杨朔铭神情专注的样子，不由得失笑，“我对政治已然失去信心，军事谋略也非我所长，瀚之想要知道什么？”
“那啸白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
“我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家境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且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所以，这也许是我政治上‘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屈霜说着，眼角似乎有泪花闪动。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