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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台上的大胡子教授的讲解，刘德升这才明白，自己以前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存在有多么大的误区。
刘德升趁着教授喝水的功夫，看了一下四周，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在认真的做着笔记，但也有极少数的男女学生坐在一起低声说着悄悄话，并没有在那里听讲。
刘德升偷眼看了看坐在身边的杨锦辉，只见她在认真的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在望着她。看着她那聚精会神专注于学习的样子，刘德升感到她变得更加的可爱了。
此时的刘德升，已经把曾经带给他极度的欢愉的陶诗咏和那位英姿飒爽的姜桂珍完全忘到了脑后。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讲儒家学说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彭教授继续开始了讲课，好容易将他的注意力从身边的美女身上拉了回来。
“‘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导致了汉代中国采用了‘罢黜面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这项政策的实行则直接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儒家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之一，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各诸侯国太多的重视。象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学说，却多处碰壁，我想连孔子本人也不会想到，他所创立的儒学，会对他身后的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汉代初年，为了巩固皇权，开国皇帝刘邦大量分封同姓的王。这些同姓王给中央集权制造成了巨大威胁。之后的几位皇帝所进行的中央集权的实践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一套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l混理道德哲学。而儒家学说以‘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一系列l混理道德规范将社会以家庭这个基本单元为基点，建筑了中央集权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松，成为君主控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有力思想武器。为此当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时，得到了汉武帝的欣然采纳，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儒学从此处于独尊的地位。这项政策虽然巩固了汉帝国的统治，但却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罢黜百家’使除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学说成为被禁之列，由此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创新和繁荣。从此不仅新的科技学说难以出现，连已经存在的学派也逐渐衰落，直至消失。比如说墨家便是其中一例。战国时期，墨家作为手工业小生产者的学派，在中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学派注重实验手段，善于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开辟了对抽象科学发展很有利的方向，墨家在光学、力学及数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就是在汉代，墨家逐渐衰落，汉代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另一个例子是科学著作及专业技术的失传。汉代以后每遇天灾人祸，常常伴随着科学著作及技术的失传，而儒学文献却极少因此而失传。这显然与除儒家外的诸子百家不被社会重视有关。”
“儒家学说注重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轻视科学技术、轻视体力劳动，有利于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安定，但却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独尊儒术’使社会知识阶层的研究兴趣被吸引到对儒学的学习和研究。儒家l混理成为社会l混理道德的标准。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使社会上本该相辅相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产生脱节，也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于是实践环节因缺乏理论指导而难于超越经验积累的范畴，而理论探索因无实践的检验而成为无本之木，因而极其不利于科技发展。”
“儒家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藐视工商业，使工商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知识阶层不齿于投身工商，国家压制甚至掠夺商业和手工业，使工商业对科学技术的刺激作用大为减轻。”
“在专制统治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儒学上。与儒家一致的理论可以研究和发展，与儒家学说不一致的观点则被作为反正统的谬论而被否定、被诛杀，甚至连研究者都有性命之忧。于是社会的学术思想趋于单一化及僵化。”
“在汉代以后的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慢于秦汉时期的趋势。这与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央集权衰弱、群雄并起的时期，争夺天下的群雄并不会遵守儒家l混理去讲‘温、良、恭、俭、让’。于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被打破，其它思想开始争鸣，学术界出现新的活跃局面，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除了思想束缚。”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社会的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科举取士做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然而在儒学为正统思想的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里，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取士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因而无数的宝贵人才被误导、被耗费；无数知识分子被造就成儒士，使中央集权专制得以持续发展。”
“中国的皇帝们很早就意识到，仅有儒学作为中央集权专制的思想武器还不足以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社会还必须为社会精英提供进入仕途的机会，将他们编织进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否则社会精英们将产生破坏中央集权专制的巨大破坏作用。象著名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徐庶、庞统等闲散的知识分子演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幕，显示了他们的巨大力量。不知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便出现了科举取士制度。”
“科举制度显然比看门阀出身更加公正，它为平民阶层进入仕途提供了途径。科学制度的本身并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科举主要考核什么科目。在中央集权专制的一统天下，诸子百家被罢黜，儒学被独尊以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专制。儒学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内容；儒学l混理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以及进入仕途之后的丰厚收入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强烈诱惑。为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科举这座独木桥上。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家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家l混理的强有力的手段。因此科举制度的实行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独尊了儒术，使儒家这一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学派不断发展、壮大，至今仍在发生作用；中央集权专制也成为中国‘天下一统’时期的主要政体。中国的科学技术也进一步进入了难以发展的社会环境。”
“在这样的科举制度实行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终日忙于死记硬背古籍，以图做官发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一旦金榜题名梦想成真，官场的繁文缛节、明争暗斗又占据了他们主要的时间与精力，使他们很难再有精力与闲暇去思考有关科技的问题。而科学技术缺少知识分子去总结、去研究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技术没有知识分子去革新、去提炼，是不能进步的。于是犹如釜底抽薪，科举制度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干柴，使科学技术的火焰难以熊熊燃烧。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进一步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造就出来了一大批思想僵化的官僚，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衰落。”
“考察一下明代的著名科学家的成才之路，我们就可以见到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危害。象徐光启，在中了举人的40岁以后才开始科学研究，成为农学、数学及天文学家；宋应星是中举人的47岁后开始着手编写《天工开物》。他们的青年时代耗费于科举入仕。因此他们难以取得与他们同时期的欧洲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李时珍14岁考取秀才后三次乡试未中举，这才放弃科举，潜心学医，因而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这里说得刻薄一些的话，就是幸好李时珍早年弃学经医，如果他真的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则中国将很难有《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医学著作。还有象徐霞客早年摈弃科举入仕的道路，在母亲的鼓励下，立志遍游名山大川，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上述例子都表明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离开或完成了科举入仕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科技的道路上有所成就。可以说以儒家学说作为主要择仕用人标准的科举制度，误导、耗费了中国大量的、对科技发展有用的人才。”
“由于明代的科技发展既受‘一统天下’的社会环境的危害及儒学正统思想的阻碍，又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