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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建立后，程璧光和段祺瑞一样，选择了称病辞职，袁世凯倒也没有太过为难他，而是放他回了广东老家。回家后的程璧光本打算从此不问世事，但在中华革命党于广东发动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之后，接到革命党领袖邀请的程璧光还是选择加入到了起义队伍中来。
但令程璧光始料未及的是，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反对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的起义，和他原来想象的却是大相径庭。
在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不久，便开始了大举北伐，滇桂省的援军也陆续开到了广东，支援革命军北伐，在将龙济光部逐出广州之后，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北洋军的大规模反扑，革命党人开始大举扩军，广州及附近一带地区一时间各路军队云集，计有由滇军、桂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粤军许崇浩部的“东路讨贼军”，还有各类经改编后冠以“中华救**”、“中央直辖军”（说白了就是土匪改编的）总计不下20万余人，这当中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民军”。这些军队借口饷械无着，将所在驻地的税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军作俑，他军效尤，于是广东全省的收入，为军队所截收殆尽，丝毫不归省库。特别是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的滇、桂军，截取当地税收，导致广东的财政税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各项主要税收均呈锐减之势。
而为了筹集北伐的军费，满足大兵压境的需要，广东革命军政府采取“军事优先”的财政政策，大肆向民间搜刮。革命军政府开始经常性的向广州市的商人和邻近各县紧急摊派军费。在北伐开始不久，广东革命军政府便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之内分别筹集6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40万元和20万元。广东革命军政府财政厅还下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不久，广东革命军政府又下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两月后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至3000元到省城，以应“军事急需”。可能是觉得这样做还不解渴，为了征集更多的军费，革命军政府还下令全省预征下一年的钱粮，随后又令省署管辖下的各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至2000元不等。不久广东省财政厅又下令在新会县一次性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
除了这些等于直接明抢的征税办法之外，广东革命军政府还想出各种五花八门的间接办法另辟财源，一是放开赌禁和烟禁。由于广东民间一向赌风甚炽，赌税收入因此成为政府税收很重要一部分。滇桂联军入粤后，迅即划地为牢，开放赌禁，收取赌税。特别是滇军，占据赌博最盛行的广州、佛山一带坐收赌饷，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约100万元的“番摊赌税”。广东革命军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公开使其合法化，设立了专门的“筹饷局”，其主要饷源就是“番摊赌税”。“筹饷局”的职能就是将分散的赌税集中管理。滇桂军入粤后，借口军费无着，公开买卖鸦片，并公然以烟土代饷，每两折价2元至3元不等。
除了开放赌禁烟禁，广东革命军政府还采取了拍卖、举报官产、公产的办法增加收入。所谓官产、公产，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日渐淤积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属的聚居地等，后者指的是公共财产，如神庙、寺院及各县大族在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宗祠、书院、会馆等。
凡有告示的官产拍卖虽然都有拍卖底价，却很难见到最后公开的成交价。因为，大量的官产拍卖未严格按原有程序办理，而是秘密成交，有权势者乘机中饱私囊。
第152章 “奇怪战争”中国版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府“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府“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d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1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严重动d不安。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府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府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6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o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府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6续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府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1923年9月，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1o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小时内募兵3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3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府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多次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府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避匿。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回国内的报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