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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25＇‘。在类似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不断『操』纵、利用教门、帮会势力与『共产』党对抗。
巢南大刀会郑旭初部在国民党的唆使下散布谣言、煽动群众、蒙骗不明真相的大刀会员，掀起暴动。1938年6月，针对『共产』党实行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原则，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提出了‘鲁西行辕三不要：一不要枪，二不要人，三不要钱粮。‘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便由此利用长清的黄纱会、阳谷的忠孝团等会道门发动暴『乱』，破坏了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鲁西南曹县发生红枪会暴动，直接威胁了『共产』党在改地的统治地位＇26＇。国民党山东第九区专员蔡晋康组织会道门分子成立‘暗杀团‘并将同义社改称‘抗八小组‘，大肆搜捕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骚』扰破坏抗日根据地‘＇27＇。1938年8月2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十一纵队参谋长杜广乾、三支队队长杜孝先挑拨红枪会袭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开枪打死前去谈判的参谋长杨涤生，用红缨枪刺杀15名干部战士＇28＇。1940年秋，国民党朱世勤、时锡九部勾结山东金南杆子会（无机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提出‘反对八路军，带打县『政府』‘的口号，并以联防自卫为名乘『共产』党动员群众破路、征粮之际，以反破路、反征粮等借口纠集群众近3万人，手持红缨枪、大刀片，猖狂地破坏抗日运动。8月初，金南杆子会5000多人乘湖西军区部队在单东南李田楼一带休整，突然包围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大冯庄，同时，单东黄杨庄、陈蛮庄一带的杆子会也乘机暴动，朱世勤部也大举向『共产』党的根据地进犯＇29＇。1945年，国民党山车保安三师张景月部组成暗杀组织一神兵队，成员都是逃亡的地主、富农分子及流窜在外的流氓、教门、帮会分子等。他们装神弄鬼，战前‘上法‘，吹嘘刀枪不入，到处袭击『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暗杀进步的干部、群众，派款绑票，『骚』扰四方＇30＇。
三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部门的倡导和纵容，中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得到迅速膨胀。当然，国民党的利用、控制会道门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加强了对民间力量的控制，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地利用、控制所有的教门、帮会。伴随着势力在各地恶『性』膨胀，教门、帮会固有的落后『性』、破坏『性』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并严重危及国民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教门、帮会扰『乱』国统区的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党的财政收入。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在所著《花溪闲笔续编》中较为具体地陈述了帮会的表现：1。『逼』迫或诱『惑』商民入会，收取‘压贴钱‘，少者百元，多至千元以上，并有所谓‘带粮上山‘，按月向粮台纳粮之事。2。商店如不在帮，或未得帮会关照者，辄有帮徒滋事，扰害其营业。3。凡帮会中人宴客，多由帮徒‘拉网‘，不付价款……＇31＇。鄂西袍哥头目刘惠钦就曾规定，当地的田赋亩捐要由他这个本地人征收，1939…1940年间设法使驻军不再过问境内种鸦片、设税卡以及其自卫队向地方摊派勒索等＇32＇。教门、帮会还严重扰『乱』国统区的社会秩序。教门、帮会大多参与开设鸦片馆、贩运鸦片、私运金银及其它违禁物品甚至买卖枪械。在教门、帮会的势力范围内，商人要向帮会头目纳税、艺人演出前要向帮会拜客，甚至军政官员也对帮会头目言听计从，俨然是教门、帮会首领的独立王国。五圣山礼德堂头目明德控制着陇海线，铁路局的副局长、段长和副段长大都是他的把兄弟，不论何方派来的局长遇事都要请教他，否则就寸步难行。
一些教门、帮会还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世界红 字会镇江分会员张沈运松以会长名义攻击蒋介石，‘对于人类大敌蒋介石设若再不加以驱逐惩诛，则我教行负救济全人类之大使命，将何以保存……‘＇33＇。一些会道门武装还直接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1937年冬，山东五莲夏家庄的铁板会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34＇1942年贵州同善社在黔东发动暴『乱』；1943年，闽东又发生反蒋叛『乱』；1944年，福建罗源同善社提出‘既要打倒国民党，也要反对『共产』党‘，自己要‘打天下当皇帝‘的政治目标……。＇35＇
教门、帮会日益暴『露』出来的破坏『性』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有关教门、帮会对策。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蒋介石的指示对教门、帮会问题进行研究，此后，向蒋介石提出书面建议：‘1。党政军机关公职人员不宜参加帮会，如已参加者，限期退出。2。帮会不宜采取硬『性』取缔，以防滋生『乱』萌。‘1940年，国民党动员委员会制定摧毁『迷』信神权办法五条，严禁公职人员参加邪教并将提倡者加以严重处罚＇36＇。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帮会问题应付原则三点》，对中统所提出的建议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一）帮会力量广及各地，深入各阶层，本党对之固应注意，惟以其中品类不齐，且系社会重大病态，为严守本党革命立场计，务须处置郑重，不宜与之发生直接关系，助长其声势反致多所流弊，影响本党声誉。（二）自后本党对帮会问题，可推定少数熟谙其中情形之同志负责，随时以个人资格与之周旋，并配合特务机构督导其活动，以免『荡』检逾闲之虑。（三）各地帮会组织其以呈准备案者，暂时不予置理，设法使之不作公开活动，并由社会部负责严加督导，其未备之者律妥为劝阻，如发生困难问题，可即由少数负责同志妥为调处。‘1942年春，蒋介石亲自核定了《严禁党员、团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办法》：严禁党员、团员、『政府』官吏及国营企事业机关员司、军警和教职员学生参加帮会组织，同时，对帮会分子的行为作了具体规定。
可以看出，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教门、帮会制定的对策主要着眼于，禁止公职人员加入帮会，并试图规范教门、帮会行为，因势利导，将之纳入施控范围。不过，国民党这种针对教门、帮会的对策实际收效甚微。为维护长远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态度渐趋强硬。1942年10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布：‘帮会或帮会分子与否一律依法办理，决不稍事姑息，……多方督导，审慎取缔，本党同志则严禁开门受徒，以免招摇生事。‘在此前后，国民党在一些省区如贵州、四川已采取取缔教门、帮会的对策。1942年，吴鼎昌下令取缔精忠社，并以‘妨碍抗战，被民先队利用，谋为不轨‘的名义逮捕了本地和外地的青洪帮首领20余人。蒋介石在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期间下令，对各地哥老会‘亟应重申禁令以遏『乱』萌‘，要求有关部门坚决执行＇37＇。
当然，国民党取缔教门、帮会主要限于国统区，在游击区、沦陷区以及『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依然采取利用、控制的策略。
四
抗战时期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策略并未达到抗日、*、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是极不成功的：
首先，教门、帮会的破坏『性』、落后『性』直接损害了抗日救亡大业。在战争期间，教门、帮会利用国民党有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