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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在东汉以前还没设关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并废弃函谷关。有记载说：“自渑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路险，更开北路为大路。”始有潼关。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
隋大业七年（611年），移关城于南北连城间的坑兽槛谷，即禁沟口。唐天授二年（691年），又迁隋潼关城于黄、渭河南岸。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正如后世诗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潼关是唐帝国首都长安的大门。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哥舒翰微微舒了一口气，开头总算还是不错。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安思顺。
前面提过，安思顺此人在安禄山谋反前便多次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安思顺此时已经被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让二人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此时正值需要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杨国忠，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际，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20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甚至连安禄山起兵也是以讨杨国忠为名，可见杨国忠声名狼藉到了何等地步。部将王思礼力主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安禄山起兵是以诛杨国忠为名。我们应该用汉挫七国之计（指汉景帝杀晁错一事），您只要留兵3万守关，率领其余精锐回京师诛杀杨国忠，大事可成！公以为如何？”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给皇上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皇上未必会同意。我愿意率领30骑人马，回长安劫取杨国忠到潼关，如此，公可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于是，王思礼不敢再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王思礼，高丽人。青年时入居营州（今辽宁朝阳），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曾跟随哥舒翰征九曲。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加金城郡太守。翌年，兼太常卿，充元帅府马军都将，从讨安禄山叛军。关于此人，在马嵬驿事变中还会提到。】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现在朝廷重兵都在哥舒翰之手，如果哥舒翰回军西指，你的性命就难保了。”杨国忠闻言后大为恐惧，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潼关虽有重兵把守，但后面再无兵，万一失利，京师就很危险，请选监牧小儿3000于苑中训练，以防万一。”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3000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10000人屯兵于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但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也因此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政大事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则忙着争权夺利，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宦官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
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向玄宗建议：发兵北取范阳，迫使潼关、洛阳一带的叛军主力回师援救范阳，以减轻潼关叛军重兵临关的巨大压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够唐军使实现转守为攻。但玄宗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郭子仪的建议。
自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一刹那，玄宗便开始一杆子打死地不相信手握重兵的将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根本原因。之所以重用哥舒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哥舒翰有多么能干，有多大的威名，而是因为哥舒翰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他绝对不会转身跟安禄山联合。对人事的任命竟然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足以证明玄宗本人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的英锐。而郭子仪本人后来的几经沉浮，也充分说明皇帝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生怕统兵的将领们兵权和功劳太大，以致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