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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人柏利冲破日本闭关后，先期觉醒的日本走上了对外争夺生存空间的道路已经顺理成章。因为，同样是向西方学习，与日本一如既往不同，中国犹豫不决，结果良机一再错失，面对对方飞速进步，我们裹足不前。苦心积虑的人当然比懵然不知的清楚。日本人不会不明白，在蒙元统治中国后，蛇吞象，夷狄囫囵华夏已不是神话。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反差也远小于蛇与象的级差凭借人口优势，一旦成功，在未来的两国联合体中，大和人必将是强势群体，汉人再多，但方言紊乱，东京口音的日语必将成为汉人的“普通话”。吞并琉球后，觊觎台湾，垂眼朝鲜本该引起满清的警觉，可惜的是，中国对于满人终究是抢来的家产，国事对于汉人来说有心有力却无机会。与日本竞争太过费神和分神，还不一定利于旗人的独尊地位。中国于是又一次牺牲在短见的统治者一己私利的屈膝求和下。也进而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回到宋终元始、明末清初，文天祥、史可法的选择树立了足令后世民族主义者景仰的碑石的同时，也是一个休止符。迈上颠峰后，只要继续前进，下滑是难以摆脱的描述。文天祥被俘后，我们成了元仆；史可法壮烈后，我们成了清奴。没有英雄的时代太过于平淡，但却安稳得少了诸多纷争。英雄总是应运而生的，英雄带给我们的崇拜，抵消不了产生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折磨。英雄本身就是悲剧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词汇，这从古希腊就已开始。英雄越悲壮，反衬出一般民众的越无能，顺带而出的折磨也就越深。李纲、岳飞、于谦、袁崇焕、文天祥、史可法，异族的强悍入侵造就了他们，而被救助者的贪婪自私侮辱了他们。
日清战争，民众远没有动员，始终只有朝廷抗战。那时候，统治阶级害怕民众，就像被阉割了的太监始终有提防光明的阴暗。朝廷自豪有驾驭，而没有服务。所以，朝廷抗日是为了维护统治第一，而不是救民于水火为根本。当伊藤博文叫嚣要直捣北京时，只要控制民众获取私利的体制能勉强维持，满洲贵族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再难忍的耻辱也能容忍。因为，苛刻最终将转向折磨民众，因为耻辱在鸦片战争后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于是，日清战争，本质上是两个异族的和满战争，汉人是炮灰的主力，牺牲的悲壮也就难免了。
上世纪的中日战争，名义上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政府即使不乏私心杂念和会为一己小利而损千利的野心家，但国民概念已渐入人心，政府抗日战略虽可诟议却不该讽刺。内乱不平是大忌，实力不济是大讳。数千年来，正义一定战胜邪恶的善良教导太过于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在很多事务中，如果一味奉行如此，将是一相情愿。自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总有另外的以为。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当时的权贵明白，中日战争就像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在沦陷已成为事实的时候，即使若干年后有复国的可能，但当时却在不可避免地滑向亡国。我们在民族情感上可以掩耳盗铃，但在理智的内心深处却无由掩人耳目。
因为有国际合作，我们才有了避免第三次彻底亡国的命运。纪念抗日战争，最应该记忆还是9。18到9。9，开始到结束，9。18是耻辱，9。9是转机。尽管惊魂未定，9。9之后，为虎作伥者就不会再有像满清蒙元之时登临大雅之堂的可能。日本的战败使得汪精卫没有机会得到张弘范洪成畴那样“顺应历史潮流、促进民族融合”的美好评价了，相信汪精卫地下有知，一定会慨叹自己“生不逢时”的。
想想秦汉唐宋华夏的骄傲，再看看今天把对自己进行野蛮屠杀和残酷奴役的入侵者作为荣光来骄傲和自豪，难道汉族已经下贱到世界唯一无以伦比的地步？
圣君忽必烈？
苍茫大漠，英杰辈出。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大漠，铁骑西指，虎视中原。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族及其建立的帝国，曾经在辽阔的亚欧大陆上横行一时，建立了东起朝鲜半岛，南到越南，北至北冰洋，西到波兰的广大帝国。但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此英勇的军队，为何，在短短的百年间崩溃了呢？
蒙古帝国的改革，大体分为四部，第一步是成吉思汗的改革，使得蒙古从氏族制度到奴隶制度；第二步是耶律楚才的改革；第三步是忽必烈的改革，这两部使得蒙古从奴隶制度转换为封建制度；最后一步，是忽必烈以后的改革，这些改革颠三倒四，往返不定，十分混乱。
忽必烈的改革受到广大的推崇，认为其十分成果，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的转换。甚至有人称忽必烈为圣君。西方，马可…波罗称忽必烈为：“自亚当以来，统领土地和人口最多的人。”并且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不惜余力的赞美。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许多人认为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是，果真如此吗？到底是谁导致庞大的蒙古帝国在短短的百年间分崩离析？
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虽然套在元朝上也是可行的，但是，真正使得元朝这么快就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经济
1、混乱的货币政策。
元朝开始流行纸币，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了解该如何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金，还要有节制的发行。否则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等到忽必烈统治后期，纸币的面值一落千丈，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而继续的无节制分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百姓接连破产，苦不堪言。而使用银钱制度，因为贵重金属数量的限制，使得其分发数量得到限制，忽必烈在没有良好的制度的情况下，开始使用纸币，绝对是个错误。
2、不统一的赋税制度。
众所周知，赋税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赋税的统一则是经济稳定的关键。忽必烈在原蒙古境内，实行很底的赋税，仅上纳牛羊，且不服劳役。在南方，收夏、秋两税，在南方没有完全实行一年两收的时候实行几乎双倍的赋税，使得南方百姓保守压迫。特别是江淮一带，竟然也实行两税制度，这也可以算作为何江淮地区是反元的高发区的解释。
3、政府的对商贸的垄断经营。
垄断经营，特别是政府垄断经营，不易经济发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而元政府将盐、铁、酒、醋、金属乃至农具、木材都列为政府垄断经营。贪官污吏擅自抬高价格，百姓苦不堪言，而民间商人更是无法发展，当然无法建立像清朝晋商一样的神话似的辉煌。
二、人事和法律
1、仕途的单一
元朝的的仕途只有两条路，一是参加怯薛歹，即护卫军。这一职务完全有蒙古人包揽，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二是科举，元朝的科举制度在1313年才恢复，甚至“伟大的”忽必烈汗都没有开始科举制度。及时在科举制度恢复后，其录取人数和规模完全无法和其他朝代相比，甚至不及北魏和辽。
2、法律制度的混乱
元朝的法律分为条格和断例。条格包括皇帝的圣旨、中央部门下发的文件和各种训令。断例则相当于现在的案例。完全没有形成像《唐律》或者是《大清律》一类的法典。其中皇帝的圣旨经常被官员曲解，因为圣旨在几中法律中处于最高地位，甚至出现专门分析圣旨来帮助推托罪名的组织。训令则类似今天的司法解释，属于官方帮助理解文件和圣旨的指引，这本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由于数量太少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至于断例，则更是一个失败。本来借鉴其他案例来判案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由于案例越来越多，又没有方案取舍，导致官员胡乱引用甚至编造案例为当事人开脱或者加罪。
3、法律行使上的弊病
蒙古贵族在成吉思汗的《扎撒令》中拥有很多的特权，所以忽必烈没有完全统一司法制度，使得蒙古贵族经常逍遥法外。在蒙古征服时期，实行因俗而制，在后来又实行千户制和行省制混合，导致经常一个案子两个官员甚至多个官员审理，经常涉及数个衙门，使得徇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