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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育杰这时候插了一句话：“先生，我们这个机构就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哦，你有不同意见？说来听听。”
“学生是这样想的，综观我国留学生，在美洲最少，估计不到百人；其次是欧洲，大概在三四百人之间；最多的却是日本，至少也有五六千人。”何育杰在发表自己看法之前，先给出了一份数据来。
孙元起心中思忖道：清末留学日本学生多，主要是因为国人觉得和日本一衣带水，同文同种，而且日本变法成功，打败大清、俄国，再加上日本善意恶意交织的引诱，所以大家出国留学的目标首选日本；至于欧洲，虽然英、法、德等国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但道路遥远、种族大异、语言难晓，相对留学生就少许多；而美国则是新鲜出炉的暴发户，有钱没文化，尽管态度不错，但大家还是懒得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民国中期之后，随着一战后美国的国力增强，美国渐渐跃居出国目的地的第一位。那时的大学教授，多数都有留美经历。仅以南开大学为例，1930年全校有教师41人，留美归来的31人；1936年的34名教授当中，留美的33人。另据有关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就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
到了现在，美国更是当之无愧的No。1，欧洲依然是第二，至于日本，则已经褪去了他曾有的光环，委委屈屈地坐在第三的位置，甚至有时候都比不上加拿大、澳大利亚。
何育杰接着说道：“先生你在伦敦振臂一呼，成立学会，欧美留学生自然望风景从，无人不服。只是在日留学生听到之后，难免会心生龃龉。如果他们效法我们，自己成立学会，两者之间相互颉颃，反而不美。
“所以，我们不如暂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分会’，等会议结束后，将相关会议章程和会议结果函告留美、留日同仁，让他们各自成立美洲分会和日本分会。我们三者之间平时互相交流沟通，但互不统属。等国内立宪成功，党禁一开，我等再在国内合力共建正式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统属欧洲、美洲、日本这三个分会。您看怎么样？”
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动辄根据地域或生活背景，标为“×党”、“××派”。这种风气在学界也存在。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之别，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留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上三四层；至于没留过洋的土鳖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留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搞得刘半农、向达等人都三四十岁了，还要出国镀镀金。
而且这种风气也很明显地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国民政府在1928年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初，中研院就被欧美派牢牢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透。在迁台之前，两任院长：
蔡元培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四年旁听生；
朱家骅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
中研院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总干事，在前后十一任十位总干事中：
杨杏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
丁燮林，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
丁文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双学士；
朱家骅，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任鸿隽，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傅斯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叶企孙，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
李书华，法国图卢兹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
萨本栋，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博士；
钱临照，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这十个人中，居然无一不具欧美留学背景，更有8人是获得欧美高校的学位。
相对于中研院的纯粹，在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就显得斑驳许多，这里面自然也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但更多的是被日本留学背景和土鳖派渗透盘踞，前者如吴敬恒、周作民、崔敬伯，后者如顾颉刚、卓定谋等，成为各自派别的自留地。
从这一方面来说，真应了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术圈也不例外。
孙元起想了想，便点头答应：“吟苜所言极是。那就按你说的办！”
接下来，几个人在孙元起的指挥下，把李复几带来的参会人员名单按照所学专业分好，各个学科的学会也就随之变得一目了然。
农学只有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两个一级学会；医学也只有两个：中国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相对来说，理、工两科因为学的人多，分的也细。
就拿理科来说，就有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物学会等近十家。
至于工科，那就分得更细了，甚至在孙元起的建议下，即便没有学生，也搭起了中国兵工学会和中国核学会的空架子。
分好之后，大家开始着手准备各种讲稿，印刷会议文件。
在忙忙碌碌间，圣诞节翩翩然到来。
一六四、敢告云山从此始
1907年圣诞举办的这次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大会，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只要当时的参会人员后来还在科学界混饭吃，几十年后，都成为各自所在科研院所的镇山之宝；逝世以后，讣告里面也少不了“我国某某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华某某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头衔。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无论是一夜之间成立学会的数量，还是参会人员后来当选首届中华科学院院士的数量，都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字，可以在科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至于这场“百会同建”的盛会，在科学界的美誉度直逼文化领域三顾茅庐、四相簪花、五子登科、七步成诗、八仙过海等的故事。
在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杂志社特意组织一批记者，专访了十多位相关的科学家，用特刊的形式纪念当年那场盛会。其中，题为《敢告云山从此始》一文是采访我国化纤工业工程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中国化工学会创始人之一吴匡时院士的。吴院士因为发现包括尼龙、腈纶、涤纶在内的数十种化学纤维，被国际学界誉为“化纤之父”，并被授予1940年诺贝尔化学奖，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几位亲身与会者，所以他的访谈最为引人注意。现在特摘录部分于下，以飨读者：
八十年前的今天，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在内的四十五家科学组织在伦敦同时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波澜壮阔的序幕，也为今天华夏科学昌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八十年间风云变幻，中华大地日新月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更加怀念八十年前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盛会。
在北京冬日晴和的午后，《中国科学》记者一行来到化工研究所寓所内，拜见了德高望重的吴匡时院士。尽管吴老已经是一百零七岁高龄，但依然话语清晰、思维敏捷。在他回忆的指引下，大家一起回到当年那段峥嵘岁月。
记者：吴老，今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成立八十周年。为了纪念八十年前伦敦的那场盛会，我们《中国科学》准备制作一期专刊，向当年的与会者致敬。我们认为吴老作为当事人之一，您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今天我们冒昧前来打扰，还望吴老赐教。
吴老：呵呵，能够和你们这些年青人一起回忆八十年前的那段时光，我也是荣幸之至。
记者：八十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那时候吴老您正在法国读书吧？
吴老：嗯，不错。那时候我还是24岁的小伙子，跟你们差不多。不过你们已经工作了，我还在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里面读书。你们知道，清朝末年我国教育非常落后，跟现在不能比，通常十岁左右才上小学。这样一来，上到大学就得二十多岁了。
记者：巴黎中央理工大学成立于1829年，是法国知名的工程师学校之一。在当时中国教育水平普遍落后的情况，吴老能够就读于这样的学校，足见您天资聪颖、学习刻苦。
吴老：我能上这样的大学，关键不在我有多聪明、有多刻苦，而在于因缘际遇。我父亲吴宗濂，字挹清，号景周，是清朝的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