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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本意上讲，最后是美国单独占领全部朝鲜。”朝鲜战争爆发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顾问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军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美国人当时真正的想法是：全朝鲜有那么多日本兵，要是去占领“可能遭到重大伤亡”，还是让苏联人去承担吧，美国等着坐收渔利就可以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9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从各个方向突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苏联的几个红军师越过中国的东北，向朝鲜急速推进。到了这个时候，世界上也就没有人能知道这些红军战士会在朝鲜的什么地方停下来了。波茨坦会议并没有明确在朝鲜的国土上哪里是美苏双方都认可的占领分界线。当美国人听说苏联军队进入了朝鲜半岛时，他们开始有了最隐秘的担忧。
因为在这一天，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国兵还远在上千公里以外的冲绳岛上。
“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苏联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至于地面上的作战和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
1945年8月9日晚上，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如何不让苏联在远东占到便宜以及如何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参谋人员中一位叫迪安。里斯克的年轻上校指出，既然没有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部队，加上时间和空间上的因素，抢在苏联军队前面进入朝鲜是不可能的。国防部长助理让迪安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到隔壁的第三休息室尽快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衷方案”，并且“要在30分钟之内搞出来”。两位年轻的职业军官在休息室里面对着朝鲜地图发呆，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从没有关注过这个遥远的国家。
此时，迪安根本就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从此将和朝鲜打交道，而且因为朝鲜的战事他从此将官运亨通。迪安的目光在朝鲜半岛狭长的版图中尽可能中间的部位搜索，“如果我们提出的受降建议大大地超过了我们的军事实力，那么苏联就很难接受。”于是他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域划分出一条界线，提供给美苏首脑们去辩论，但此刻迪安面前的朝鲜地图上没有行政区的划分，而30分钟的时间是有限的。参谋迪安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面前的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和49年前日俄分割这个国家的那条线完全一致：北纬三十八度线。
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就这样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朝鲜的年轻的美国参谋在30分钟的时间里，分割成了两半。
美国军人继承了19世纪瓜分非洲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思维方式，至今非洲国家的国境线大都是直线。
再一次分割朝鲜的迪安。里斯克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任职亚洲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再后来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登上了美国国务卿的高位。
让美国人意外的是，斯大林没有对这条线表示反对。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迅速切断了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12日便占领了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24日占领平壤。然后，打击占领朝鲜半岛的日本军的苏联红军停止在了三八线上。
在进攻朝鲜半岛的苏联红军中有一支朝鲜部队，这支朝鲜部队的司令官名叫金日成。
就在苏联红军占领平壤的这一天，美军第七步兵师在朝鲜南部的仁川港登陆。尽管美国知道这次军事行动只是去接受投降，无异于坐收苏联红军的胜利成果，但他们还是为这次登陆行动取了个诡秘的代号：“黑名单”。
从仁川登陆的美军不停顿地行军，最终到达了那条北纬三十八度线。
在时间上占据优势的苏联军队停止在三八线上，他们等来的是最高司令官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美苏两国的士兵在三八线上举行了一个联欢会，美军跳的是踢踏舞，苏军跳的是马刀舞。美国兵对粗壮的哥萨克人能用脚尖疯狂地旋转身体惊讶不已。
美国人是在事后才后悔的，早知道斯大林并不反对，还不如把分界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北纬三十九度线上，这样，中国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范围之内了。
可是，三十八度分界线已经存在了。
北纬三十八度线斜穿朝鲜国土的长度约为250多公里。它是完全忽视了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而臆造出来的一条分界线。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这个国家数座高高的山脉，截断了12条河流、200多条乡村道路、8条等级公路和6条铁路，当然，还有正巧横跨在这条线上的无数绿色的村庄。从它再次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上的强国都意识到远东这个被分割为两半的国家，必定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旧需要士兵生命的地方。尽管这个国家的山脉奇多而险峻：“把那些巨大褶皱展开的面积可以覆盖整个地球”，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少有的地区之一”。
4年零10个月之后，已经是助理国务卿的迪安。里斯克作为被邀请的尊贵的客人参加了美国新闻俱乐部举办的一个晚宴。“夜色很美，星空下，凉台上，人们谈兴很浓。”《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回忆道，“一个仆人打断谈话，让里斯克去接电话。几分钟后，里斯克返回了凉台，脸色煞白如纸。但是，他还是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借口，匆匆地走了。我们议论说，肯定出什么大事了，那家伙是负责远东地区事务的。远东是什么鬼地方？”
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是星期天，而在美国是星期六。
杜鲁门总统决定在这个周末离开华盛顿。他最近的心情很糟糕，原因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始终与他作对，几乎到了让他忍无可忍的地步，连华盛顿潮湿的天气都令他讨厌。他决定到他的密苏里老家过几天身边没有国会议员吵嚷声的日子。当然，作为总统，即使休假也要寻找一点儿事情来打扮勤勤恳恳为美国公众服务的形象，他接受了巴尔的摩附近一个机场落成典礼的邀请。实际上，他确实有一点儿很“私人”的事情要做，他想去格兰特维尤农场看看他的弟弟，他自己的农场也有点儿农活需要安排。“我打算为农场的住房造一道围栅——此举绝对没有政治目的。”杜鲁门临上专机时对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伍德沃德说，“让那些政客们见鬼去吧！”
巴尔的摩机场落成典礼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杜鲁门在讲话中虽谈到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但讲话的大部分内容还是不失时机地在奚落他政治上的对手——那些与他处处为难的共和党人：“假如我们听信了那些老顽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使用公共马车；对不起，一些主张公共马车的家伙仍然呆在国会里……”后来的所有回忆录都注意到，杜鲁门总统在他讲话的结尾部分，使用了一连串的“和平的未来”、“和平的目的”、“和平的世界”等字眼儿。而历史的真实是，再过几个小时，一场战争将来到美国的面前。
杜鲁门回到家乡，吃过晚饭，一家人在图书室里谈天说地。
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艾奇逊也在周末躲到了他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中，那个害了共产主义恐惧症的议员麦卡锡对他的指责令他焦头烂额，他想回到家乡来好好睡个觉。
晚上22点，他桌子上的白色电话铃响了。这是个越洋电话，对方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艾奇逊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依联系，第二个反应是，向正在度周末的总统通报。
杜鲁门在电话里同意艾奇逊的安排，但艾奇逊不同意总统连夜赶回华盛顿。“这样会引起全国的恐慌，”国务卿说，“况且，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呢。”
杜鲁门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个多梦的晚上。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