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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当时面对的不仅有国内战后恢复的巨大的压力以及解放全境的复杂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她还面对着强大的敌对势力的拒绝甚至是仇视。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密切注视，何况战争就发生在与自己存在着上千公里边境线的邻国。对刚刚迎来新生的中国人民来讲，解放了的日子和和平建设的生活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因此，此时此刻没有比“保卫国防”更能准确体现中国人情感的词汇了。
朝鲜战争40年后出版的《美国海军史》对当年中国调动部队的行动有这样的评论：“中国是不能容忍敌对的军队靠近鸭绿江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在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的军队一样。”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讲，所谓“敌对的军队”就是美国军队。
虽然参战的美国军队刚刚在朝鲜登陆，在初战中并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并且距离中朝边界还有1000多公里，但是，终究是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远东真枪实弹地参战了，对此新中国的领导人不能不产生极大的警惕。应该说，从联合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之日起，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的毛泽东就预感到了未来战争进程的复杂趋势，尽管当时北朝鲜军队正风扫残云般地胜利前进着。
参加“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的有中央军委负责人和在京各兵种负责人，包括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以及林彪、肖华、肖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苏进等高级将领。而彭德怀，这个在朝鲜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著名战将当时有事没能参加会议。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7月13日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并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在日后看来极有远见的部署：动用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即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即刻集结东北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以防不测。
从毛泽东为东北边防军配备的强大的领导班子名单中就可以看出新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极大关注。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粟裕身患重病，肖劲光正在组建新中国海军，肖华主持着总政的日常工作，毛泽东最初任命的东北边防军的主要领导都没有到位。10天以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李聚奎改任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长。
东北边防军中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是在几个月前才明确作为国家军队战略预备队的，它们部署在中国腹部可随时四方调动的河南地区。
其第三十八军驻信阳，军长栗兴初，政治委员刘西元；第三十九军驻漯河，军长吴信泉，政治委员徐斌洲；第四十军正在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当时尚未归建，但驻地已经选定，在洛阳。第四十二军正在东北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垦生产。这样，四个军，加上配属的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队，共25万余人。之所以选中第十三兵团，重要的原因是，在这支原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兵团中，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的作战，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也很熟悉。
有关第十三兵团的领导班子配备也让毛泽东颇费心思。当时，第十三兵团的司令员是黄永胜，毛泽东，包括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内，都认为他“不行”，于是，聂荣臻提出了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这个人选。结果，出现了一个似乎是“临阵换将”的不大符合军事常规的现象，即以第十五兵团指挥机关为基础，组成率领第十三兵团部队的统帅部。调第十三兵团原司令员黄永胜改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调第十三兵团原参谋长曾国华改任广东军区参谋长。任命邓华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在中国军队接到向北开赴的命令时，拿政治部主任杜平的话说，“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
首先，必须动员已经决定复员的士兵留下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6月6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减轻国家的经济困难，加强建设力量，决定在解放军中开展复员工作。解放军中的一些士兵，特别是一些老兵，已经习惯以部队为家，让他们复员回老家的工作很难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老兵表示坚决不走，走也要等全中国解放了以后再说。政治部门为此花费了极大的耐心和精力才使部队的复员工作开展起来。当然，还有一部分士兵对复员是高兴的，因为终于可以回家过小日子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农民出身的士兵的美好生活理想。结果，风帼u开展的工作现在必须立即停止，并且还要再做相反的工作，一遍遍地说明留队是多么的重要，而留队就意味着可能再次投入战争，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第三十八军当时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动员复员的，谁就负责动员不复员。
需要“转弯子”的还有，当时在河南驻扎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的中心任务已不是打仗而是生产。在部队从作战转到生产的过程中，军政治部门曾反复向部队讲述解放军从延安就形成的从事生产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和朱德甚至还为部队开展生产题词鼓励。毛泽东的题词是：“团结人民，发展生产。”朱德的题词是：“拥政爱民，帮助生产。”正是开春季节，本来就是农民的官兵们被渴望已久的和平的到来和对土地本能的热爱激动着，喊出“毛主席、朱总司令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的口号，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运动。这支在其发展壮大的历史上便亦兵亦农的举世无双的部队，把作战武器收藏起来，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种子，到了初夏的6月，官兵们脚下的大地上有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部队为减轻国家的负担，承担起运输粮食的任务，在中原几百公里的运输线上，上至军、师、团的军官，下至士兵、卫生员，人人推着独轮车载着粮食上路，中国军队特有的走到哪里唱到哪里的歌声，让百姓们纷纷跑到路两旁热闹地欢呼。第三十八军的一个师甚至还开了榨油的作坊，并且自己发电，给驻地的县城装上了当时中国百姓很稀罕的电灯——军队的举动给予中国老百姓的是一个强烈而温暖的信息：天下果真太平了。
更为浪漫的是，在长期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三四十岁但还没有顾得上寻找女人的军官们，当和平到来时，他们便急切地开始解决人生中这个特别重大的问题了。当时，军队驻地附近的和家乡的姑娘是一种选择，但被分配到部队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南下工作团中漂亮的“女同志”成为最抢手的目标。对一些“老大难”的军官，“组织上”也出面搞点儿“包办”，“红娘”工作成为当时第十三兵团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兵团开始在郑州郊区大规模地建营房时，官兵们的和平思想里有了具体的内容“该住上自己的房子，呼吸一下不带火药味的空气，让老婆孩子有个安身的地方了。”
就在这时，第十三兵团接到了北上的命令。命令中还写明：将房子、庄稼、生产工具等一切与作战无关的生活设施向地方政府完整地移交。政治部主任杜平后来回忆道：“正是西瓜丰收的季节，我们坐上了北去的列车。临行前，我围着刚打起地基的营房默默地转了一圈，又驱车去郊外农场看了我们一锨一搞开出的土地，谷子正在抽穗，玉米正在吐缨，高粱正在灌浆……”
军队重新拿起了武器。力图使官＇文＇兵们在＇人＇丰收的土＇书＇地面前摆脱＇屋＇缠绵的感情时，确实是需要费极大的口舌的；但是，战争将使他们丢掉丰收的果实这个很伤感情的事实同时又起到了对敌仇恨的效果。问题是，部队确实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不少兵器生了锈，甚至一门炮的炮筒里，麻雀在里面做了窝”。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和平永远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为此，有必要在任何时候都保有一支纯军事意义上的高素质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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