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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中记载，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想发疯，也有人比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柯西金。虽然当时中国上层把柯西金也当作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首领之一，但他实际上在中苏关系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战”的。
珍宝岛的枪声一响，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担心如此发展下去，中苏两国的武力摊牌是不可避免的。局势一旦变得不可收拾，那将给中国、也会给苏联造成严重灾难。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怕核威胁的；何况中国也有核武器，数量虽然有限，但给苏联远东地区来上几颗，其后果也难以预料。更何况，西半球还有一个美国，中苏两国两败俱伤，只能让山姆大叔坐收渔人之利。
柯西金这种求和怕战的心情，被中国的领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里还应当归功于总参三部的技术专家们，是他们采取特殊的技术手段，获取重要情报。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话记录，分别上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作为林彪秘书，张云生知道这份情报的时间比林彪还要早些。总参三部反映的动向，受到中国高层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批示：“准备谈判。”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就缓和边界局势问题举行了会议。谈判中周恩来特别提出苏联向中国进行核威胁的问题，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① 【吴跃农：《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文史精华》，2008年第9期。】对此，柯西金并不否认。对双方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已达成的若干口头谅解，在柯西金回国后，苏方主“战”派就将其全部推翻。他们不但托词拒绝就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进行换文，还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江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面对苏方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态度，中国理所当然要提高警惕。
根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原则协议，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方面估计，这次谈判有可能对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但苏方也有可能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毛泽东明确指示：“军队不要松动。” ②【《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以外交姿态作掩护，发动突然袭击的战争，在历史上是不无先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突袭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都是使用这种伎俩。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政策，以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对其盟国发号施令，实行对外扩张，谁知苏联方面“谈判”会不会是笑里藏刀！
1968年8月20日深夜，一架苏联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场收到了这架飞机要求紧急降落的无线电讯号，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苏联的盟国，对“老大哥”这种要求自然不会拒绝。机场打开了夜航导航灯，飞机安全降落。但飞机上下来的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速占领了机场。此后，又有数百架苏军飞机先后在机场降落。
深夜后，苏军出动17个师，加上东欧盟国6个师的大批坦克、摩托化部队向捷克纵深长驱直入，很快便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后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指挥棒”。
早在1961年5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就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在天津主持召开了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随后，总参谋部在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了“防突袭办公室”。他们的任务按林彪的话，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
林彪如此重视“防突”问题，首先，是从中央的战略部署考虑。6 0年代初以后，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对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它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为此中央军委提出了“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重要防御思想，并提出要重视“突然袭击”在未来战争中的破坏作用。 ①【刘志楠：《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月。】其次，可能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刺耳轰鸣和呼啸而降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十万多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他还要参加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也和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后就曾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在批判时，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如实反映实际情况的。
在中苏两国政府副外长级谈判确定后，父亲的秘书符传荣整理了一份希特勒德国突袭波兰、苏联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资料汇编。父亲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送中央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了三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中央军委要求防突袭办公室及时掌握敌方蛛丝马迹，周恩来要求总参情报部每日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做一次汇报。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防突办”根据林彪要求特派参谋阎洪釜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军事动向。林彪交代阎洪釜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
为了防止苏联故伎重演，9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示召开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参谋长、作战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战备问题。
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父亲说，接见时还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4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的多数是毛泽东很熟悉的高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