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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冉闵的功绩，在建炎、建武初年，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大帝”庙号，敬谥“高武”——纵观历代王朝，被后世王朝尊奉为“高武大帝”者，唯冉闵一人也，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亦不得之。
“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故炎黄、华夏得以存续。然，诸胡外患可灭绝乎？吾等是否可断言，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五胡乱华’，辽、金之侵，危我华夏？”
卫希颜心道，不用五六百年，就她所知的历史，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按秦瑟琳的说法，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于是，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崇拜起曾经称为“蕃”“夷”的外洋了——历史真是令人可叹。
“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
名可秀道：“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多言魏武、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此为只观其表，而未剖其里。国家致祸，如人之患疾，外因为端，内因为本。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兵事废弛为其一，内政昏乱为其二，联辽攻金为其三。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归根于君不明、臣不贤。昔三皇五帝时，治域不过几百里，民不过万，政简事易；商汤、周文武时，民口不过十万、百万；而今之天下，幅员万里，黎庶以千万计，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国家就坏在君主j□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
众人听到她说“国家就坏在君主独。裁”时，没有面露异色的。
在座这些人，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对于皇帝的看法，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提起天子、官家，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
他们清楚，皇帝不是“天命择定”，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但凡是人，就分贤愚，皇帝亦然。
而且，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做官的，天南地北都能去，但皇帝不可能。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亲征，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而封禅、亲征的可能性为零。即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目睹苍生的艰辛。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
所以，历朝贤明之君很少，昏庸之君多。除了道德不修外，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故易为奸臣所欺瞒，做不了明君。
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运气不好，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见事不明的皇帝，那就有乱政之患。对此，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
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等意识，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如，宰相赵普对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又如，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谏官王贽直言指责：“一切出于圣断，有伤政体！”再如，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明白指出，即使皇帝陛下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祸致乱。又如，赵佶诏令不经中书，便有御史上书责言：“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
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与大宋两条祖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关，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这个“治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即：“凡废置予夺，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舍人可以封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可易也。”
所以，名可秀批评君主独。裁是国家祸乱之源，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抑制皇权是真正为“士”者的共识。
“但是，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名可秀接着问道。
“与君权相对者，为臣权。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也可能为祸江山——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无不是臣权为大，以致篡朝改姓迭起，华夏战乱不休，民生凋敝，更使胡族坐大为患。”
众人不由心忖，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甚至可以说，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而这，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
座中一些干臣，如丁起、宋藻、谢有摧、沈元、陆宸等人，都曾动过江山易姓的念头，但他们的委婉进言都被名可秀明确表态，她不会做皇帝，否则就是亲自践踏了“以天下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员不知这个情由，闻听她这番话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却也有半数人暗中松了口气——虽然名可秀比赵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为英明的帝王，但谋朝篡位终究是“篡”，不合他们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万不得已，他们并不愿意跨越这个道德藩篱。
名可秀说出这段话，便等于否决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让所有因期待而浮动或因疑虑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来。卫希颜能敏锐地感觉到，阁内的气场更凝聚了。
“若撇开臣权不论，制约君权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来又问。
她跟着自答说：“苏文定公（苏辙）言，治世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权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助天为治。然人君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犹惧其不能明，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权，与天、君之权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权制约君权。
“一论天命。吕申公（吕公著）为相时，上书真宗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谓之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异像，皆为上天对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借助天命压皇权。神宗时，旧党以天灾攻击新党变法，王荆公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阳的富郑公（富弼）立即上书千言，以天命论驳斥王荆公之言。然则富郑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叹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盖因宣扬天命论，让皇帝畏天，才能制约君权。
“二论史官之权。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笑，此为人君之惧。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农商皆敝，苏文忠公（苏轼）上书谏言：‘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哲宗遂罢此税。
“但是，天命终究飘渺，难于取信人君，而敢于直书的史官亦为少数，纵可胁迫皇帝从谏、弃恶、扬善一时，也无法使其奉为圭臬而时刻自律。若遇私心之臣秉政，媚上迎合便成主流，少数清流的谏言焉能制约人君？——寄望天命和史官之权，等于寄望人君自律，不足以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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