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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支吾一句，把戴少校请到唯一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仗打到这时，人们不需要眼睛也能准确行动。法比把自己的半瓶酒倒了一点在一个茶杯里，递给戴涛，这方面法比也是个中国农夫；多不情愿接待的不速之客，一旦请进门，吃喝都有份。
两人摸黑喝了几口酒。酒能给难以启齿的话打通出口。喝了酒，少校开口了。
“不知神父能不能把英格曼神父收缴的武器退还给我。我今晚就离开教堂。”
“今晚上？到哪里去？”
“还不知道。”
“随便你到哪里去，不带武器比带武器安全。”
戴涛不去跟法比讨论怎样更安全，只是直奔自己的目的：“能请你帮我这个忙吗？”
“英格曼神父这时候已经睡了。”
“我知道，我是想，你一定知道英格曼神父把我的手枪和手榴弹放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再说，知道了我也不能给你。”
“为什么？”戴涛问。
“我怎么能给你呢？武器是英格曼亲自收缴的，还不还给你，也要他来决定。”
“那好，我去找英格曼神父。”戴涛搁下茶杯站起来。
“让老头儿睡个安生觉吧！”黑暗中法比的声音完全是村夫的。
“他会睡得安生吗？你会睡得安生吗？”
“你也晓得他不得安生？从打你们进来他就没得安生日子过了！我们都没得安生日子过了！”
“所以我要走。”少校的声音冰冷。
“你一个人走，不把你那两个部下带走，我们更不得安生！你要他们连累我们？连累我们十几个学生？”
法比的话是厉害的，以扬州方言思考的法比此刻有着西方律师的犀利缜密。
“王浦生拖不了两天了。李全有腿伤那么重，怎么走得了？”少校听上去理亏了。
“走不了你就扔下他们不管？就跟你们对南京的老百姓似的，说甩下就甩下？”法比指手画脚，一个个酒味浓厚的字发射在黑暗空间里。“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军队像你们这样，敌人还没有到跟前，自己先做了自己国民的敌人，把南京城周围一英里的村子都放上火，烧光，说是说不给敌人留掩体，让你们打起来容易些，结果你们打了吗？你们甩下那些家都给你们烧光的老百姓跑了！”
这三十五年中，法比。阿多那多从来没像此刻一样感觉自己如此纯粹地美国，如此不含糊地和中国人拉开距离。
“现在你跟你们那些大长官一样，扔下伤的残的部下就跑！”
戴涛的手已经握在瓷茶缸上，虎口张大，和四指形成一只坚硬的爪子。没有手雷，就用它消灭一个满口雌黄的西洋鬼子吧。他和法比只隔一米多距离，扑上去，把那微秃的脑门砸开，让他凸鼻凹眼的面孔后面那自认为高中国人一等的脑筋红的白的全流出来。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跟这些西洋鬼子密切相关，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不拿中国人当人。他们在中国没干过什么好事。他听见瓷杯子砸碎颅骨的独特声响，以及一个就要完结的生命发出的独特嗓音，嗓音消除了语言的界限，种族的界限，人畜的界限，这嗓音使他从愤怒到愉悦，再到陶醉，最终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戴涛慢慢放下瓷茶缸，向门口摸去。酒刚刚上头，抓茶缸抓木了的手，正在恢复知觉。
“对不住。”法比在他身后说。
戴涛顺着环廊走着，走过图书馆，阅览室。刚才他用来克制自己杀人的力气，远远花得比杀人的力气更大。他累得再无一丝力气了，连走回那藏身的“鳖洞”的力气都没剩下。
戴涛这一夜是在祈祷大厅的长板凳上睡的。他空腹喝的三两酒使他这一觉睡得如同几小时的死亡。受难耶稣在十字架上，垂死的目光从耷拉的石膏眼皮下露出，定在他身上。
戴涛醒来的时候，天色刚有点灰白。他浑身冰冷，觉得跟椅子都冻成一体了。他从大厅走到院子里。好几天来第一次听见鸟啼。不知道鸟懂不懂这是人类的非常时期，活下去的概率或许不如它们。
五分钟后，他发现自己晃悠到后院的墓园来了。整个教堂，他最熟悉这里的地形。当时他逃进教堂，就是在这里着陆的。他捡起一根柏树枝，用它当扫帚把一座水泥筑的洋墓丘扫了扫。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晃悠到墓园来。正如这几天他大部分行为都漫无目的，缺乏意义。跟窑姐们打牌掷骰子他越来越烦。跟女人时时待在一块原来是一件让人烦得发疯的事。而且是那样一群女人，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吵半天。豆蔻死后，女人们都发了神经质，悲也好乐也好，都是歇斯底里的。开始他还劝她们几句，后来他觉得劝也无趣，心真是灰到极点。前途后路两茫茫，身为军人和一帮脂粉女子厮混，倒不如几天前战死爽快。他的悲哀只有一个女人收入眼底，就是赵玉墨。
他想也许到墓园来自己是有目的的：来找被英格曼神父缴走的武器。他寻找武器做什么？去找日本人报仇？做个独行侠，杀一个是一个，假如捉到个当官的，让他带封信回去，信上写：“你们欺骗了十多万中国军人，枪毙、活埋了他们，从今后你们背后最好长一双眼……”
太孩子气了。
但他必须找到武器。
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说话：“早上好。”
戴涛回过头，看见英格曼神父站在一棵柏树下，像一尊守陵园的石人。神父微微一笑，走过来。
“这里挖不出你要找的东西。”神父说。
戴涛扔下手里的柏树枝：“我没在这里挖什么。”
“我看你是没在挖什么，”神父又一笑，逗逗少校的样子。“你该知道，我们活着的人不应该占这些尊贵死者的便宜，把打搅他们安息的东西藏在他们身边。”
真有意思：英格曼的中文应该说是接近完美的，但怎么听都还是外国话。是异族思维系统让他用中国文字进行的异国情调的表达。
戴涛站起身，左肋的伤痛给了他一个面部痉挛。英格曼神父担忧地看着他。
“是伤口痛吗？”神父问道。
“还好。”戴涛说。
英格曼神父看了一眼墓园，以庄园主打量自己庄园的自负眼光。然后他把躺在墓里的七位神父向戴涛介绍了一遍，用那种招待会上的略带恭维的口吻。戴涛迫于自己将要提出的请求，装出兴趣和耐心，听他扯下去。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西方人很傻，跑了大半个地球，最后到这里来葬身？”英格曼神父问。
戴涛哪有闲心闲工夫去琢磨那些。
“你上次跟我谈到，你们的总顾问是德国人法肯豪森将军？我对他是有印象的。”他对着自己心里的某个突发奇想短促地笑了一声。“音乐是灵性的产物，哲学和科学又建筑在理性基础上，德国倒是盛产这三种人：音乐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军事也理性化到哲学的地步。所以我认为法肯豪森将军并不是个好军事家，而是个好的军事哲学家。也许我很武断……”
“神父。”戴涛说。
英格曼神父以为他要发言，但他马上发现少校刚才根本就没听他那番总结性漫谈；他等于一直在独白。他沉默下来，等待着，尽管他大致知道他要谈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了。”少校说。
“去哪里。”
“请你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你走不远的。到处都是日本兵。南京城现在是三十万日本兵的军营。假如你带着武器的话，就更难走远了。”
“我没法在这里再待下去。”戴涛想说的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在地下车库里，还没死就开始发霉腐烂了。首先是精神腐烂了。
“你的家乡在哪里？”英格曼问道。
戴涛奇怪地看他一眼。“河北。”他回答。他父亲是从战火里打出来的老粗军人，身上十几块伤疤，连字都不识多少，想升官只有一条路：敢死。他的长兄和他都是军校毕业生，两个妹妹也嫁给了军人。他的一家是有精忠报国血统的。但他只愿意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神父。
英格曼神父似乎看到了英气逼人的少校的血统。因为他接下去说：“我看出你和其他军人不一样。很多中国军人让我看不起，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霸占女人。”
“您能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吗？”
“我们一会儿谈它，好吗？”神父说，“你成家了吗？”
“嗯。”这个回答更简短。
“有孩子？”
“有一个儿子。”说到儿子，他心里痛了一下。儿子五岁，成长的路多漫长啊，有没有他这个父亲会陪伴他呢？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英格曼神父说。
老神父的声音里一下子充满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