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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肯尼亚政府宣布中国代办李某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肯尼亚，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大使馆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和抗议坚持散发毛章毛著。加纳甚至为同样的原因和中共断交。
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但两国却在文革时期公开决裂，虽然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文革宣传无疑是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在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立刻便说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据统计，在文革期间，和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而和中共发生外交纠纷，这些事件在当时被说成是国际帝修反的反华行径，反而又加剧了国内民众的情绪，认为中国被帝修反所包围的恐惧导致了革命的更加狂热。
于是，在中国国内高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时，中国却正在被帝修反等“国际阶级敌人”所包围。
中共不顾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与国之间起码的行为规范，向外输出革命和毛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使它处于空前的国际孤立状态，甚至连长期的友好邻邦也都翻脸，但这种自己制造的困境却被宣传成是“帝修反”包围和灭亡中国的阴谋，反过来更刺激了国内的政治紧张气氛。
如果说文革对中国的国际关系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的话，对于国内更是一场灾难。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陷入混乱。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在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自六十年代末开始，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在对待人类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乃至行为规范上，苏联和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别。苏联的文化革命虽然打击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但却没有导致否定整个人类文明和俄国文化传统，相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不放弃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对提高整个人口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质作了很大的努力，现代文明还是被追求的目标。对文化传统更容忍，对人性更为理解和尊重。
但中国的文革影响所及，造成的后果却是非常相似，只是程度的不同，都是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真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
第328章 电话交流
黄历半倚在软椅上，拿着电话听筒，听着访问归来的钟可萍的述说，不时皱起眉头，插上几句。
马共、缅共、红色高棉、斯里兰卡人民阵线、老挝共、越共等等，正在形成东南亚新的动乱之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共体的发展壮大，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南洋联邦作为亚共体龙头老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南洋联邦领着一群贫穷动乱的小弟，在国际上，底气不是那么足了，腰杆不是那么硬了。换句话说，南洋联邦能借亚共体提高声望，亚共体成员国又将南洋联邦视为中流砥柱。
“缅甸、柬埔寨、菲律宾，甚至是泰国都希望能修改一下亚共体的章程，希望我国能帮助他们稳定国内的局势，或者直接出兵消灭搞颠覆的反政府武装。”钟可萍的声音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黄历沉吟了一下，说道：“直接出兵要尽量避免，军事援助可以提供，军事顾问也可以派遣，搅入他国内政，有可能陷我国于不义，或者激起该国民众的反感，甚至有可能深陷进战争泥潭。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非要干涉他国内政，就要确定该国建立起来的新政府比原来的要好，更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可要想确定这种事情是很难的，嗯，潘光诞算是一个，但那是特殊例子。”
“我明白。”钟可萍说道：“在会谈中我也只是表示将在军援和顾问等问题上提供尽力的帮助，出兵的事情并没有作正面回应。文革对我国也有影响，有学生要组织示威游行，喊文革的口号。”
文革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日本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法国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很多国家的学生们抵制考试，冲击学校办公室，砸毁家俱和设备，在墙上涂写毛泽东语录。他们还焚烧书籍，砸毁马路上和校园内的历史塑像……“造反有理”这句口号正在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欧洲饱受剥削制度和资本家压迫的工农民众用文革的力量，走上街头，向政府争取自身的权益，也确实实现了争取权益的目标。欧洲各国政府也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建立起更加人性化的福利制度。
但黄历一向反对的便是用所谓言简意赅的字句把一个本来很复杂的理论加以解释，造成理解上的错误或者是有意的理解错误，使事情向恶的一面转化。如果把“造反有理”这句话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定义，科学解释，那是应该用一篇文章来加以详细阐述的。
简单点说，那应该是培养和鼓舞人们的抗争精神，对于那些渴求公平正义的人而言，对于那些痛恨贪官污吏的人而言，这种精神是必要的，他们是可以通过抗争获得应得的权力和利益的；反之，政府如果担心造反，那便应该努力缔造一个公平、公正，人民当家作主、享受幸福的社会。总之，如果这个道理能被各方所正确理解，是应该能够起到好的作用。而不是盲目而狂热地造一切事物的反，使社会秩序走向危险的暴力无政府状态。
“游行示威是国家宪法规定的权利，他们愿意这样做，我们没有理由阻止。”黄历低沉地说道：“但国家法律同样规定了犯罪行为所应受到的惩罚，如果在游行示威中出现了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不宽纵，也不严处，一切依照法律去做。一个法制国家，依法行事，这是谁也无法指责的。另外，我们要发动媒体，发动一次大辩论，虽然以前这样做了，但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如果能将暴力行为通过字里行间的辩论来解决，或许是最好的结果。我正在写一篇‘造反有没有理’的文章，今晚熬熬夜，明天送到报社去。有没有作用，我也说不好。”
少年和青年学生最具有叛逆性，在这样的年龄，本来是应该接受教育、培养人格的时候，却被煽动起来反叛社会和成人，把教师、教育制度和社会文明成果视为最直接的斗争对象，变成引导社会“变革”的先锋。这本身来说便是有问题的，如果是处于恶劣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之中，这种诉求还有情可原。但在南洋联邦这样稳定的、发展的、具有成熟和理性的社会中，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却是绝不允许的。
“我明白。”钟可萍的语气中多了几丝坚决，“合法的由他去，违法犯罪的绝不姑息。对了，告诉你几个好消息，也许你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会烦我吧？”
“我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