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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冷酷的态度。上百万的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的人被送往叫作“新经济区”的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越共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
虽然中国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但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十二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样，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胜利之后的越共不无欣喜地回忆着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一千五百亿美元和五万八千条生命的过程，极力表现其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二十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极度贫困，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是的，战胜了美国后，越共认为自己已经成就了“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之后它又会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尽管黄历知道这些历史上的悲剧，但令他痛苦的是，对于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看着中国在无私地对越南尽着共产主义义务，他是又气又急。自己国家的事情还没搞定，却要牺牲发展的时间和物资，支持一个白眼狼的所谓独立战争？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支援了越南二十多亿美元啊，把这些钱用在国家建设上，那——真是，让黄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黄历一直想尽力避免与中国的对抗，但朝鲜战争被他猛抡一棍阻止了，但印度支那战争，他却很头痛。由于法国人的愚蠢和自大，本来有可能在越盟弱小的时候便一举将其消灭的，但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越盟越打越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另外，黄历争取在对日和会上邀请中国，也是想有一次正式接触的机会，对印度支那问题进行沟通和试探，以决定在何时出手才最有效。早了，法国人作梗，而且会背上镇压反殖民民族运动的罪名；晚了，面对泥潭一样的残酷丛林战争，黄历也有些生畏之心。
第154章 对日和会分阶段会议
南洋联邦对越南做出的形势分析是触目惊心的，法国殖民者虽然在军事上还占有优势，但在政治上已经输得一干二净。不仅在北方，在越南南方的农村中，越盟的势力已经渗透得令人恐惧。由此，黄历断言，即便法国人能在军事上取得一些胜利，也最终无法改变退出印度支那的最后事实。
“中情局是一群笨蛋。”杜鲁门愤怒地敲着桌子，虽然他知道这份关于印度支那的形势报告有夸大的成分，但其中罗列的大部分事实和严密的分析判断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人民战争，政治腐败，民心向背，这些理论令杜鲁门感到，不管美国花多少金钱，都很难阻止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根本形势，而且正如黄历所说，一旦法国人在越南丢脸的退出，鉴于法国在越南的经济利益，在美国人想以一个新联盟取而代之时，往日的朋友也会变成现实的敌人。
在形势报告中，黄历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南洋联邦军队正在进行“反游击战”系统训练，但却言之甚少，象吊人胃口一样。同时，黄大总统又伸手要钱，说南洋联邦的情报机构正在越南渗透，可是资金不足，难以为继。
杜鲁门知道，杜鲁门明白，这位黄大总统最终的目的是要美国在对日和会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采纳他的主张。是否可以就对日和会的新主张展开磋商和讨论，杜鲁门陷入了沉思。
南洋联邦与美国并未有军事同盟的协议，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不必听从美国的指挥，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却越来越离不开南洋联邦的支持。
起码在这个时候，派出地面部队参与印度支那战争，对美国政府和杜鲁门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无疑，在地域上考虑，能够快速采取反应，在危急时刻对印度支那战争伸出援手的，就只有南洋联邦了。
况且，南洋联邦在东南亚已经有龙头大哥的姿态，日本的经济想要发展，就不能失去其经济上不可缺少的东亚地区的广大市场。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仇恨还未消除，如果因为对日和会一事而造成亚洲各国联合封锁日本的状态，也将是一个十分令人头痛的事情。
嗯，以欧亚两大洲为划分标准，这样不行，在邀请红色中国或者台湾的问题上，已经和苏联、英国吵得够厉害，并且因此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满。或许用战前战后建国的时间上来划分，就可以两全其美。台湾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是战前的，由美国邀请；红色中国呢，是战后成立的，让南洋联邦去搞定。这样就不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引起的反对声音也会小很多。
另外，即便对红色中国可以有战争赔偿，也不能直接落到共产党政府的手里，而应该采取一种限制性的措施，避免将这笔款项用于战争，或支援战争。
顺着这个思路展开，杜鲁门觉得黄大总统的主意也不错啊，只是要定好一个框架，并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替日本遮挡遮挡，或许对美国的名声更有利。而且对于印度支那问题，希望借此机会试探到红色中国的底线。还有黄历提到的国际红十字会，既然一九五零年八月，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已经正式承认了中国红十字会，那阻挠红色中国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就已经变得不太可能。嗯，到时候支持台湾以正式代表的身份与会，这样就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在红色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办事处，更清楚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的内政外交。
美国方面对南洋联邦的建议予以了初步认同，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的电报往来和会议磋商。
既然主要目的达到了，黄历也适当地做出了让步，基本同意美国所建议的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但并不承诺放弃，而是向美国报出数字，三十亿美元。你不是要护着日本这个鳖犊子吗，那就暗地里替日本人掏点吧，好让南洋联邦在对日和会上少说点，做个好榜样。
果然，美国被吓着了，别这样啊，少点，少点，不要光图眼前，要顾及到长远利益不是。经过讨价还价，南洋联邦最后将损失定在十亿美元，而美国暗地里减免了南洋联邦的七亿美元债务，并再借给南洋联邦五亿美元，嗯，暗箱交易达成。
黄历是精明的，生怕美国单方面主导对日和会，要求美国作出书面承诺，两个分别召开的对日和会必须在都完全结束后，才能正式生效。
同时，黄历也开始了一系列运作。首先，他同英国大使进行了磋商，并派人鼓动新加坡华人民众举行了十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运动。迫使英国发表声明，“作为新加坡的宗主国，虽然可能放弃对日索赔，但考虑到道义问题，考虑到新加坡华人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将支持新加坡华人向日本追讨索赔的诉求。并希望新加坡华人成立一个索赔委员会，用理智解决问题。”由此，民间赔偿被正式提出来。
随后，在美国方面宣布，鉴于战争赔偿的复杂性，以及战后各国的新变化，对日和会将分成两部分召开。一部分由战前已经成为正式国家的在旧金山举行，另一部分将由战后的新兴国家在坤甸举行。
在美国正式宣布对日和会的日期后，南洋联邦总统黄历在上议会发表了讲话，他郑重而严肃地说道：“我们不是指望着日本赔偿来发展国家，但日本的战争罪行是以日本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日本人要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