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２月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８月８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８月２３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