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起义问题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对分共的理由，是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８月１２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８月１４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８月１９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著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于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１８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后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后，作出了恢复林森等１８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于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６月７日宣布林森、张继等１８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