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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首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首长说话，老首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日子不还是照样过吗？当然，老爷子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也让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看看我阶级立场到底站得稳不稳？
没过多长时间，一份平反决定和一份任职决定几乎同时宣布：黎海民的父亲彻底平反，就任省委秘书长。
黎海民告别了翻砂车间，来到省广播电台当了记者。
那时我们这帮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却又兴奋得紧，常常聚会，当时还不懂走私贩私倒卖批文拉大旗做虎皮骗钱花，只是痛饮啤酒后趁着三分醉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人人都是一付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劲头儿，狂妄得很——也难怪，憋了十几年了，不疯一阵子也收不了心性。
在聚会中屡出惊人之语的当属黎海民，因为他是记者，加上又有通天的关系，经常有内部消息透露给我们。当时中央正在召开理论务虚会，新观点不断提出，他便不断给我们传达：
“东方红不能唱了，这支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要唱东方红，就不要唱国际歌。要唱国际歌，就不要唱东方红。东方红说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能唱了，这支歌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什么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人民是水，共产党是鱼。”
“为毛泽东建立纪念堂完全是错误的，且不说他当年也亲笔签字要求身后火化，他一个人占这么大一个建筑不光脱离群众，也脱离了与他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为什么不能到八宝山跟战友们在一起呢？看了人民日报XXX副总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了吗？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生不争权，死不占地。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深有同感，尤其是对长时期的个人崇拜更是厌恶至极。按道理说我们都是共产党的世家子弟，文革中曾高唱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现在竟一个个成了标准的持不同政见者。
真是物极必反。
我知道，他的父亲比我们的父亲多倒了十年霉，而且是毛泽东直接处理的案子，他的怨气自然要比我们大一些。
可是想想建国后的这些事儿——批电影武训传为文字狱开端，俞平伯惹祸，马寅初遭殃，梁漱溟被禁止说话，胡风入狱，丁玲被难，反右派让几十万人同时闭嘴，连战功赫赫的彭德怀都以言获罪。几亿人去打麻雀，几亿人去炼钢，党报上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谎言，伟大领袖开始为老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粮食而发愁，一转眼就饿死了上千万人！而那些忠心耿耿维护神权的英雄豪杰呢？
在庐山时罗瑞卿晚上在路边撒尿，无意中看到了从彭德怀那里出来的周小舟等人，立即呈上密报折子，反党集团遂成铁案。
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痛斥彭德怀，说他刘某人就是要对毛泽东个人崇拜。
陶铸写信给同道，说我们共产党人对领袖的忠诚应该象旧式女子嫁人一样，从一而终。
结果怎么样呢？罗瑞卿被逼得跳楼摔断了腿，仍被用大筐抬去斗争；刘少奇赤身裸体的惨死在开封，胡子和头发都有一尺长；陶铸果然做了烈女，在监狱里写下‘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这样凄惶无奈的诗句后与世长辞。想想这些，真让人气短。那时我们都非常关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进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们抹着口红，她们穿著高跟鞋，上边穿著显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而且，每人都是一头披肩发。在当年的中国，喇叭裤和披肩发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裤和留披肩发的人进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体青年不穿喇叭裤不留披肩发，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阴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们花插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女孩子。气氛当然很热烈，这些女孩子和我们娇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眼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子，会撒娇，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姐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子做了爱。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速？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子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管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他妈的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