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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儿，对方说就是昨天。郝雨撂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前不吃也不喝。
汪虹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太可怕了！”
郝雨说：“在国外玩儿倒汇，迟早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成天腰里掖着几万美子，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累’，不出事才怪！”
汪虹点点头，老张确实是这样，仗着有语言，人头儿熟，什么事儿都不吝。罗马尼亚‘累’不值钱，他常常左右两手一手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都是‘累’，下了巴士进地铁，满世界疯跑。
饭是吃不下去了，郝雨说：“走，咱们到老张家门口转转。”
汪虹说：“我不去，闹不好那凶手还在那儿藏着呢，来一个杀一个。”
郝雨说：“别发神经，赶紧麻溜儿着走。”
到了老张门口，看不出一点这里曾经发生凶杀的迹象，依然如平时一样静谧。汪虹挽着郝雨的胳膊转过房角，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汪虹以为必是凶手无疑，几乎瘫倒在郝雨身上。郝雨半拖半抱着汪虹来到巴士站，那位先生还在关切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发病的女同胞。
郝雨如期飞走了，汪虹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深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汪虹拿起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一听便知道是国内长途。对方先问这里是不是郝雨先生的家？
汪虹说：“是。”
对方说：“我是老张的儿子，我爸爸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汪虹心咚咚地跳，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老张的儿子说：“我爸爸说和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汪虹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张的儿子说：“你们肯定知道，我马上去罗马尼亚找你们！”
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老张的弟弟，非让汪虹把他哥哥的死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要来罗马尼亚算账。
刚把这个电话放下，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老张的国内单位，询问他们的张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心惊肉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汪虹正发愣呢，忽然有人敲门。汪虹吓得不敢吱声儿，连大气儿也不出，想让敲门那人以为家里没人。可那敲门人顽强得很，也不急，也不火，只是敲，没完没了。敲了一会儿，见屋里总没动静，那人就说话了，一口洋味儿的中国话：
“我们是罗马尼亚警察，请您开门。”
汪虹仍然不开。
他们又到邻居家往这里打电话，汪虹也不接。外面的人没辙儿了，又说：
“我们知道你在屋里，我们已经监视你三天了，你如果还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要砸门了。”
听说要砸门，汪虹只好应声儿了，她战战兢兢地问：“怎么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外面的人说：“你低下头，从钥匙孔往外看。”
汪虹低头从钥匙孔往外一看，果然看见一份警察的证件。她开了门，两个警察和一个罗马尼亚翻译走了进来，搜查一番后，要她跟他们去警察局协助调查。这时她心里一紧：难道郝雨与这件杀人案有关？可怎么会呢，他们是好朋友呀！
在国内汪虹连派出所都没去过，在国外却因为与杀人案有关而进了警察局，一想起这些，上楼梯都腿软。
警察详细询问了她与老张是怎么认识的，跟老张的交往过程，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什么时候以及郝雨的情况——他为什么急着回国，他走时老张为什么没有来送行，他和老张之间的经济往来等等。
汪虹一五一十说了个仔细。
警察笑了，说：“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你最近不能离开布加勒斯特，因为我们还可能会找你核实情况。”
接着从打字机上取下打印好的口供，让翻译给她念了一遍，问她有没有错的地方？
她说没有。
“那好，请签字并摁上手印。”
踩着厚厚的积雪，汪虹一脚深一脚浅地回到家里，六神无主，理不清个头绪，心里只是害怕。
过了两天，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外交部专门为此事派来了人，要汪虹来大使馆谈话。
在大使馆里，汪虹见到了温文儒雅的王毅先生。王先生仔细询问了老张和郝雨的交往情况，汪虹又把在警察局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王先生突然叉开话题，问汪虹：
“你为什么要和郝雨在一起？”
汪虹嗫嚅道：“我想结婚。”
王先生问：“他答应和你结婚吗？”
汪虹点头：“嗯。”
“他在骗你。”王先生说，“我来之前专门去了郝雨的家，亲眼看见他和他妻子住在一块儿，根本没有离婚！”
汪虹愣了。
“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他，”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你堂堂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英语又很棒，为什么要和郝雨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呢？如果你愿意去德国，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办——我太太正在为德国的医院引进中国护士，你可以去。”
汪虹说她会仔细考虑的。
在大使馆门口，她和王先生握别。王先生说：“我敢肯定你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真不该掉进这个漩涡里来。”
汪虹问：“那郝雨和这个案子真的有关吗？他和老张是最好的朋友呀！”
王毅先生意味深长地一笑，没有说话。
噩梦从此缠住了汪虹。
郝雨走时带走了所有的钱，只给汪虹留下一点点生活费。三月的布加勒斯特非常寒冷，积雪很厚。汪虹的鞋磨坏了，不能穿了，她只好从不多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去商店买了一双最便宜的印有星条旗图案的单层布鞋。可这鞋也实在太单薄了，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湿透了，一会儿就能把脚冻僵。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鞋脱下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抱着冰凉的脚使劲儿揉搓。
汪虹已经有些日子没吃过肉了。顿顿都是黑面包就洋葱炒鸡蛋——这是罗马尼亚最便宜的食物。她很想吃一次肉，但是吃不起，对于她来说，肉太贵了。
这一天，她从外边回来，路过一家肉店。看着橱窗里摆着的各种肉类，她实在无法走过去。她进了肉店，反复比较了价格，下决心奢侈一把，腐化一回，买了像巴掌那样厚，有半个巴掌大的一块猪肉。她兴冲冲地回到家，像欧洲人那样用木锤把肉砸了一遍，又沾上面包渣儿，然后放进平底儿锅里用油煎。不一会儿就做好了，她把小小的猪排放进一只最大的盘子里，在猪排旁边堆满了自己用洋葱和西红柿做的沙拉。找出从来不用的刀叉，把胡椒粉匀匀地撒在猪排上，很正式地吃了一顿饭。
多年以后，她仍能回忆起这块猪排。
汪虹永远不能忘记，在这段既恐怖又暗淡的日子里是善良的罗马尼亚人给了她巨大的帮助和关怀。她回忆说：“如果没有曼内斯库夫妇和安达母女的关爱，我的精神早就崩溃了，能否活到今天也是个问号。”
这绝非危言耸听。
我在国外呆了近十年，我深刻理解汪虹的这番话。一个孤苦无依却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身处异国，纠缠在一桩莫名其妙的凶杀案里，没有钱，在恐怖中过着拮据到极点的生活，看不到前途何在
轻生会是她的首选——假如没有这些善良的罗马尼亚人的话。
第一个知道汪虹境遇的是安达——她打电话来问最近还好吗？汪虹竟在电话那端哭了起来。安达情知不妙，放下电话就驱车赶来。
汪虹向她诉说了一切。
安达二话不说，去卫生间收拾好汪虹的洗漱用品，说：“走吧，到我家里住。一个人在这儿住太可怕了，而且鲁克桑德拉也非常想你。”
汪虹感激莫名。
在安达家里，汪虹天天紧绷着的神经才算慢慢松弛下来，笑容也逐渐回到了脸上。安达每天去上班，鲁克桑德拉每天去上学，汪虹则担负起做晚餐的任务。她并不会做饭，但安达和鲁克桑德拉非常爱吃，赞不绝口。到了星期天，就由安达主厨，做罗马尼亚饭给汪虹吃。鲁克桑德拉爱唱歌，缠着要汪虹教她唱中国歌。汪虹就教她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安达听了说真好，汪虹便把歌词大意讲给她听。
“我还会唱罗马尼亚歌呢。”汪虹说。
安达不相信，说：“那你唱给我听。”
汪虹想了想，便唱起了“乔治参军去”：
“春风吹动橡树叶儿沙沙响，
我们的青年乔治参军上战场。”
安达又惊又喜，随即跟着大声用罗马尼亚语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