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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雷瑾也会跟他随便聊一聊多年以来治理西北的心得体会以及一些感想，这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由于雷瑾在西北沿续了雷氏家族古老传统，对子嗣的教导培养比较重视。在雷瑾还是平虏侯的时候，侯府中就有了完整的相关规例和章程，如果雷瑾没有特别的吩咐，规例章程运转的每一步都有专人负责，每一位子嗣从受孕开始就有专人持续关注，一降生就会指定辅导师范和管事扈从以及奴婢，无论嫡庶长**女，不会有例外。就雷洹来说，他现在每天修持师范们安排的文武功课以及杂学，份量就很大，他的时间并不算充裕。不过，雷瑾在子女教导的事情上，比较注重结果和实效，子女们只要能够通过他时不时的考核，跟得上师范们预定的各项功课进度，那么其他的事情，就是选择自由了，雷瑾绝不会勉强，譬如‘列席听政’之事，雷瑾虽然给了适龄子嗣列席听政的资格，但他也有言在先，来去自由，一次都不来也可以。
不管其他兄弟姐妹怎么想，反正雷洹是尽力坚持列席听政的，他觉得自己迟早会封疆边陲掌理方面，现在就要开始学习积累，以待他日一展身手。
看到父亲抱着雷溱进了院子，雷洹忙上前请了安，又跟雷溱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子打了声招呼。
雷瑾也不多说，直接就让雷洹跟他进书房‘见习公事’，也就是按照他的吩咐或者口授的命令，批复西北各处呈递上来的公牍。那些文牍是内记室挑选过一遍之后剩下的稿案公事，机密级别都是以雷洹的身份可以知道的，至于不该雷洹知道的机密公牍，都是由雷瑾亲手在公廨处置了——以前，奉命批红这个事，多半由世子雷浩接手。
这些待批公牍，前后都有引黄、贴黄，呈禀的事由和各衙署‘票拟’的处置办法都很明确。凡是雷瑾看过没有异意的公牍，吩咐‘准了’或者‘允了’，雷洹就直接以雷瑾的口气，照着贴黄的“票拟”以朱笔批示；若是雷瑾吩咐‘驳回’或‘发回再议’，亦要逐一书明驳回理由，这就麻烦些；如果另有意见的，雷瑾若有口授命令则照实书写，批示下去，若暂时没有口授命令则留待雷瑾亲自处置了。除了紧急的军情、公务之外，所有公牍都是等集中处置一批，才会集中用印。衙署里章程，乃是视公事的异同，用印也各有不同。
“从数百年前的十字军东征就可以看出，欧罗巴那就是一片野兽盘踞的土地。如果不想被野兽咬上一口，那你就要比野兽更凶狠，最好是在野兽强壮起来之前就扼杀了它们，虽然这很难。”
看着雷洹批复了一份秘谍总部上呈的文牍，禀报的都是欧罗巴诸国之军政秘事，雷瑾就顺便点拨了一下自己的儿子，属于某种私人的感慨。而一边侍从的女官，则迅速将雷瑾所言一一记录在案，这在将来就属于实录和起居注中一部分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份文牍就让雷瑾很不爽利了。
这是下面通政司呈上来的一份舆情汇总。西北通政司与本朝庙堂上‘出纳帝命（太宗之后，已渐归于‘六科给事中’）、通达下情、奏报四方臣民建言及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的九卿之一‘通政使司’，在明面职掌上是很相似的，但是比起国初以来被其他部院衙署渐次侵夺权力，几乎徒具虚名的‘通政使司’，西北通政司在职掌上算是半个实打实的谍报衙门，尤其是其下属‘曲艺巡演局’编管的曲艺说书、谈唱优伶艺人，借着说书人、弹唱优伶艺人的身份，或孤身一人，或三五结伴，或十几二十几人一个小戏班，活跃于西北的乡村屯社、道路墟集，在说书弹唱搬演戏剧期间，兼而夹带着宣讲西北幕府的律例政令和四方新闻，同时肩负着秘密监视和搜集城乡舆情，观察地方绅豪动向，打探街谈私语，是西北幕府在内务安全署、税课提举司（主要是税务巡检局）之外的又一监控地方的有力手段，也是实权衙门之一。
这份西北通政司的役差番子从各地上报舆情，经过通政司专人汇总，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地方上，不少清流士子，还有科举出仕的一些儒生，西北幕府下辖各衙署中的部分官吏，这些人有志一同，舆情似有合流趋向，其中心意旨，多半是要‘国家’善待士大夫，多举李唐、赵宋故事为例，多喜欢拿着前汉陆生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一语说事。虽然类似言语还只是在下层发酵，但雷瑾用脚趾头想都可以猜到，这是西北文官要为他们这个群体争权，或者说儒士出身的一派官吏想要争夺西北官僚群体中更大的话语权，恢复科举士子在官僚群体中一家独尊的地位，如果现在放任不理，雷瑾甚至相信，过不了多久，在地方省府县的议政会议上，也会出现更多类似言论。一旦成势，就是雷瑾也无法随意干涉。儒学科举已经年深日久，根深蒂固，虽然被雷瑾借势抑制，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范的，时不时有所反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雷瑾以往喜欢借‘复古’之名行革新之实，别人何尝不懂有样学样？也就是他现在强势，别有用心者不敢造次行事罢了，百年之后还不知怎么样呢。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雷瑾冷笑，“儒生们倒是都记得前面半句，难道‘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就不是陆生说的了？
自本朝太祖分权制衡而驭下以来，后妃、外戚、宗室俱已削矣，武臣勋贵今亦已弱，皇帝唯有仰赖宦官、府卫、文臣掌理朝政，而内宦贪鄙财货，多擅权而不文，国朝大政皆以文臣辅之。然文臣士大夫囿于党争，各论朋党，倾轧不休，于国事何益？且武臣位卑，无不屏息媚骨以逢迎文臣，守边武臣不养寇自重则无以自固，到如此地步，国将不国矣。
予尝思之，其害也，即在文臣一家独大，在儒生垄断科举
哼哼，历朝历代的皇家，也算是作茧自缚了，常常不得不向文臣低头妥协——文人做官别的不会，阳奉阴违，推搪塞责，拖沓欺瞒，怠工要挟，样样皆精，而孔老夫子一脉相承的史笔春秋本事，那更是不用人教也精通惯熟的。皇帝想要驾驭朝政，掌握权柄，巩固皇位，治国平天下，就得大用儒士文臣，所谓分权制衡，嘿嘿，事在人为，话由人说，也就那么回事。
这等科举儒术出身的文官，一旦垄断了政治，或者垄断了学术，大恶自生——无有制约，恶的滋生便不依任何人的意志。
太祖以为，废宰相，置六部，上下相维，大小相制，分权制衡而驭下便可天下无事，然而天下事，岂会如此简单？文臣又怎么会总是跟皇家一条心？
有儒生说，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皇帝实乃当世之大恶，然而皇帝毕竟只一人而已，而所谓‘天下人’之天下，其‘天下人’者，也许并不包含农、工、商等庶民百姓，而只是他们这些意图‘替天行道’的儒生、文臣吧？这些儒生文臣，若得垄断学术和政治，其实也未尝不能行那‘奴大欺主’、‘客大欺店’之事，公然窃天下之名目为己张目，名为儒，实则伪，斯时更是大恶之中之大恶了
以吾之见，天下之大害，不在皇帝而在文臣，尤其是在外朝部院一家独大的文臣群体。外朝之上，并无其他势力可与科举文臣抗衡相争，皇帝、宦官必然拉一派打一派以分化文臣，则文臣朋党相争必烈，是时文臣各派系皆以合纵连横倾轧内斗为能事，国事还有谁理？国家以此愈加颓废矣。
自古以来，北方蛮夷犯我中原而能得逞者，无不根源于‘中国’自身的衰退、内耗以及分裂，而不在于蛮夷是否强悍凶蛮，民间俗语不是说‘打铁还须自身硬’么，中原若是上下一心抱成团，蛮夷再是凶蛮也不过落个灰飞烟灭的下场。中国之衰亡，从来都是以自身腐朽开端，最后以华夏沦亡作结。那些‘食君之禄’，好处占尽的文臣儒士们，期间又为国家、为天下做了什么呢？最忠贞的文臣，也不过是临难一死殉国殉节罢了，根本于事无补。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试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难道将治国不力乃至于亡国亡天下的过错，推到皇帝身上，推到宦官身上，推到权奸佞臣身上；就可自命清白无辜么？此辈儒士于国又有何益？于君又有何用？尸位素餐者，国之蠹也，君之贼也，如此文臣不是大恶又是什么呢？”
雷瑾这番诛心之论，当然不仅仅是指向科举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