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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治下番胡蛮夷各族在城中贩负贸易，也都说着通用的中土官话；街市上的庶民百姓，商旅行客，多穿着本朝所尚之中华衣冠，当然番胡蛮夷的衣帽袍服也随处可见，一派华夷混杂，华洋互见的景象。
出身世家大族的雷瑾，从来没有什么微服私访的想法，也无意去揣摩升斗小民那点白日里做梦想着天下掉下一个青天大老爷惩奸除恶的心思，权利还是靠自己拼命争取比较靠谱。他不认为微服私访能够解决什么根本性的大问题，如果一方当政者闭目塞听，到了需要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的地步，如果该人不是初来乍到的话，那么只能证明一方当政者从根本上就是失败的，其能力驾驭不了全局，被人蒙蔽纯属于活该。
但是，这都并不妨碍雷瑾的微服出游，雷瑾虽然出身世家大族，当年却是从残酷血腥的江南黑道上一路厮混打滚过来的，因此对底层庶民、草莽人物，以及诸般坑蒙拐骗阴邪偏狭的三教九流勾当，并不陌生，甚至说得上谙熟。他从不认为微服私访能有什么大用，但接触庶民百姓，感受民生百态稼穑田亩，从细微末节中近距离地了解百姓的柴米油盐、日常吃用、婚丧嫁娶、喜怒哀乐，他仍可以从种种民情、舆情中因小见大，见微知著，洞察时弊，对治民理政的大局也不无助益。有道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若不能经常维持‘近水’、‘观水’的状态，又怎能了解‘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载舟’？水又在什么情形下‘覆舟’？
蛮荒不毛之地，很难自发出现知识的生产、流播以及需求等情形，原因在于既无所需自无供应。象雷瑾在西北开府建幕之后，由官方设置弘文馆、印书馆、通译馆等，大量刻印各种书籍之举，巩固政治、凝聚人心当是其首要目的，兴盛文教、文化西域等等都是他第二位的考虑了。雷瑾在西北大兴文教，倡行文化，种种举措当然都有其深远的考虑，但是在他看来，官方推动和倡导文教文化，如无民间的景从响应，那必定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最后独力难支，归于衰微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书肆书坊的成立，尤其是民商开办的书肆，绝对绝对植基于本地的知识供需关系之上，从来都是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只有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势头，文教文化之事方能长久。
所以雷瑾每次出游，只要是身在城镇，他多少都会留心关注一下市面上的书肆经营情形，这一次微服巡行河中府城也不会有例外。
雷瑾既然留心书肆的经营状况，自然也少不了顺带关注市面上的纸张价格，这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三的事情，刻印书籍必得用纸不是？
“祥符七年的时候，我老家庐州，每斗白米，价才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到了甘露二年间，米价一斗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你看看现在市面上，价钱真没法说喽”
“是的喽，祥符初年，宁国府的猪肉，价每斤二分上下，岕片茶价银不过二三两一斤。象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七十五张一刀的竹纸，价银不过二分，到了甘霖初年，每刀纸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哎”
两个裹着羊羔皮大袍子，戴着绒褐风帽，各牵着一头草驴的男子，唠叨着家常闲话，说些个物贵货贱的消息，这两位根本也就没怎么注意雷瑾这一拨子的十几号人，自顾着就从雷瑾等人身侧不紧不慢的超了过去，在雪地上留下一地的散乱印迹。两个男子都戴着风帽，遮得又严实，也看不到脸壳子，雷瑾自然也估不出他们多大年纪，若只听他们的声音谈吐，总不过四五十岁的样儿，倒是看两人身上的衣帽穿着却并非平常人家，又是羊羔皮大袍子，又是厚毡靴子的，估摸着身家都不薄，随身还公然携带着弓刀火铳等防身武器，若不是大标行的标师、大商号大商社的护卫、武技学馆的大武师、赏金会馆备案的资深赏金客、家境富裕的在役佥兵或者团练乡兵，就是时下西北也较为多见的世爵封邑地主了——西北有‘爵封’或‘勋官’、‘散阶’、‘功名’在身者带器械行走，只要领有官方执照，并不违禁犯律，也不怕有司截查。当然有司截查之时，如果有爵有勋有阶者带有器械却不能当场出示其执照，也会被有司拘拿盘问并课以重罚——靠着勇力血汗开疆拓土以获取世爵封邑的强人猛汉、亡命暴徒，在这类人当中倒是也有不少人自组商队、商号，合伙结伴，奔走贸易以牟利的，他们在边疆蛮荒与亲友家人经营自家的农庄牧场之余，也长期或者趁农闲时节从事商贾之业，无事之时他们是农夫、牧民、工匠、商贾，有事之时他们则是手持弓刀上阵厮拼的封邑武士，为家园而战。
雷瑾也是恰好听到他俩唠叨着市面物价，言语中又说到了纸张的价钱，正好与他微服出游的目的有所契合，这才有心多看了他们一眼，稍微揣测了一下他们的身分来历。雷瑾猜这两人如此关切市价变动，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俩乃操持商贾之业的世爵封邑地主，不过他稍加思忖也就撂开一边不再理会。说起来，本朝国初，榜纸一百张值四十贯钞，相当于半两银子，平均每张纸五厘银；到祥符五年‘顺天王’乱起之时，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等，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每张纸约三毫银子不到。后来逐渐涨价，至甘霖初年，一刀纸变成了七十张，价银却已涨到一钱五分银子，一张纸约两厘多银子。榜纸比竹纸的质地要好，价格也贵，不过甘霖初年的纸张比祥符年间贵了数倍，则是明显的事实。若以一百张的‘连史纸’印书籍，纸价加上刻工、印制、油墨、装潢等费用，书价成本也已涨了数倍，书籍的售价也就不会便宜，这显然对文教和文化都会有所影响，雷瑾不能不予以关切。
西北幕府是花了大力气来整修河中府城的，毕竟这里是西北的陪都之一，而城中原来的坊市街道也都被雷瑾下令，并由长史府颁示通告，统一改了名号，当然这也是西北治理河中府的题中应有之义，‘文而化之’的策略首先就从这些个细微末节处入手；同时，内务安全署也拟定多项条例，派人厘定了城中所有街巷道路的‘路牌’和每家每户的‘门牌’，以方便铁血营、巡捕营、锄奸营、火警营以及守备佥兵军团等等衙署官厅在城内的巡逻警备。
雷瑾随看随走，从‘长安大街’到‘朱雀巷’，再行至‘三官街’，中间也转了好几个书肆书局，扈从伴当们已经临时雇了三头骟驴，用来驮负主上们购买的南北各方物产、东西两洋器具，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折价旧书。
市面上刊刻出售的新书，雷瑾其实并没有买，他府上也不缺书籍，买了几部旧书也纯粹就是意思一下，装一装读书人罢了，毕竟这大冷天的不在家呆着，你在书肆书局里来去晃荡，偏偏每一家都光看不买，也太容易招人注目了，没的让人起疑心。
一部《皇朝一统志》，九十卷，总共三十册，由（福建）建阳杨氏归仁斋付梓，封面还题有“每部实价纹银三两”字样，每册原价约值银一钱。虽然是名声不好的‘闽本’，又是数十年前的旧刻，但其纸墨刻工都还算不错，留存至今仍然焕然如新，哪怕现在是折价作为旧书出售，店家也是以八折的价钱卖出的。如果是新刻本，以现在涨了几倍的纸价和刻工，还有不菲的运费、关税，如果是从福建贩来河中，不要说纹银三两，就是二十两银子也未必能买到手了，商人们绝不会这么干，估计店家是在本地廉价收来旧书再转手出售的；
又有一部《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书前‘牌子’（随书广告）上题着‘祥符辛亥岁仲夏月重新整补，好纸版，每部价银一两整’字样，也是一部旧书，雷瑾出到一块银圆才买下来；
另外两部书，一部是杭州本的《封神演义》，原价是每部纹银二两；一部是《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原价每部纹银一两；因为都是旧书，又是闲书，雷瑾倒是花钱不多。
书肆书局中通常都会有出售一些百姓日用大全的书籍，诸如《博览全书》、《不求人》、《学海群玉》、《万用正宗》、《文林聚宝》、《五车拔锦》、《万书渊海》、《万宝全书》等等，这些书虽然书名各不相同，其实都系士民家中备览便用的一类日用全书，其中往往包罗万象，门类纷繁，举凡天文、地舆、人纪、官职、文翰、启札、婚娶、葬祭、茔宅、克择、保婴、卜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