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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逆翁等。履历表里显示，他从小聪明，近乎于生而知之，对《孝经》等根性读物几乎一见即懂，懂了就有见解。
朱熹十九岁科考中举，进入仕途，没多久就重归湖海，再读诗书，开始了考问天地宇宙、思考人伦根底的大事业。
也就是在这时，他继承了北宋的二程道统。前面“北宋卷”中，曾经详细记叙过神、哲两宗时期的党派之争，洛、蜀、朔三党各有首领，各不相让，最后三败俱伤。二程是洛党，他俩以河南农村书生的身份硬生生地与国家顶级大臣分庭抗礼，对国家大政指手画脚，凭的就是学问。
即“理学”。
二程中小程更了不起，关键是活得久。他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叫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他南归时，小程高兴地说：“吾道南矣！”
一语成谶。
杨时传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罗从彦传李侗，世称延平先生；李侗传朱熹，朱熹不称先生，称圣人。至此，小程之学终于光大宇宙，主宰天地。
当然，朱熹之所以超越自先秦以来所有人，位列孔孟之后，排行第三，凭的不只是继承，更是发扬。他认为“理”是一切，是先天地而生，为万物之先的存在，是超越现实、社会等真实存在之上的一种永恒的标准。即“天理”。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看这一段时觉得云山雾罩玄之又玄，不知所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知道它有多么伟大。
这个“理”如此牛，无敌一样的牛，还能有什么物件能超越它吗？从概念上分析，肯定没有了。作为发现它、弘扬它的人，朱熹又应该是什么地位呢？
让孔孟列在前面是出于尊重而已，他应该是开天辟地重建乾坤的盘古才对！
既然卖概念，就要有盼头。“天理”如此神奇，在朱熹的理论中，还是可以实际触摸到的。办法就是“格物致知”。
要做到“穷格”，格到了极处，天理自现。只有天理出现，世间才会有真、善、美；反之，破坏这种真、善、美的，就是“人欲”。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建设出人世间和谐的完美环境。
如此伟岸的理论，如此高尚的追求，当然是珍贵无比的。于是，道学的传播变得神圣、挑剔。当时有一位叫陈亮的名士曾经为道学家们画了一幅像，非常传神，记录如下：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这是说他们的自重。重到拒绝所有看不上眼的人，不是同党的人。而对于这些人，这些不懂道学、不懂他们发现的真理的人，他们会非常残忍。
“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曰是否，分毫不贷。”
也就是说，这票人不管你是否愿意，就开始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你的思想，分析你的行为，从你的灵魂深处寻找你之所以这样的根源，然后分毫不差地处罚你，一点都不宽恕原谅。
这像什么呢？
非常像欧洲中世纪时的教廷，除了没权力把犯人绑到广场的火刑柱上烧死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了。所以后世有人说，礼教杀人，道学杀人！
朱熹时代，还只是初期。到了后面，理学家们才真正露出他们凶狠酷厉的嘴脸。但是，既然要认真地、公平地说朱熹，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那么就一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评判。南宋，自从赵宋南渡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反思。
——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如此文化昌明，为什么会败给野蛮的、刚刚开化的女真人呢？！这绝对不应该。于是他们分析，寻找根源所在。当然答案有无数种，可在理学家们看来，是思想病造成的。是人的心变得贪婪，去追求财富。比如王安石等改革派，让人的心乱了，从而天降灾祸。又比如人的心残忍了，总想着打仗，与辽国战，与西夏战，与吐蕃战，搞得帝国元气大伤，最后败给了迅速突起的女真人所以，战争是错的，也有罪。
这些都是“人欲”。所以要破灭之，根除之！然后才会存得天理，复归昌明，重新振兴华夏。
所以后世也有人认为，虽然理学有种种不妥、不近人情之处，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甚至是实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朱熹在当时并不能统一天下学术，就算在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的一位名叫陆九渊。陆九渊认为“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与之同等的还有“心”。
“心即理”。
陆九渊痛快淋漓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就是每个人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这个理论一经提出，让朱熹一脉大为光火。试想，朱圣人要穷尽一生之力，玩命地格物致知，才能知道“理”是什么，才能通过“理”去涵盖万物，高于一切。可陆九渊倒好，直接就天人合一了，他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他，这还让朱圣人怎么搞？！
一怒之下，文人开始互殴，两人隔着很远很远互相交换了很多口水，有人看不过去了，索性给他们提供了个专门的大舞台，让他俩登台辩论。
组织者名叫吕祖谦，时间是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地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后世人称之为“鹅湖之会”。
这次大会上两派各自夸耀，互相贬低，从学问辩论到人身攻击，堪称全武行。朱熹讽刺陆九渊的学术过于简易；陆九渊反击说朱学破碎支离，无法自圆其说，还吟诗一首：“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朱圣人大怒，想再反驳，发觉自己诗文功底不够，这种大会必将万古传颂，一旦写得不好，将永留后世，倒不如藏拙，于是不欢而散。
时间可以验证一切，朱熹在南宋时棋高一招，死后十几年间就奠定了理学圣人的地位，他所提倡的理学观念也成了官学，他注释过的“四书”位居“五经”之前，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科考、官用的不二经典。
相比之下，陆九渊没这么风光，官方一直不大认可他。从根本上论，也是他的学术不那么招人喜欢。领导们一眼就能看出，朱熹的理论是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管得民众老老实实，非常方便管理；陆九渊的心学过于注重个人心灵强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思想叛逆的动乱分子。
可是，心学的先进性是无法被否定的，更是没法掩盖的，二百七十余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终于让这一学术光耀于世间，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那人名叫王阳明。
回到政治上。朱熹学有所成，自然不甘寂寞。南宋四位皇帝在位时他都应召入朝，可时间都不长，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重回山野。
每一次回山，都会增加他的名望。这是不恋富贵、品性高洁的象征。
这次不同了，朱熹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施展报复的唯一一次机会。赵构不是他能左右的；孝宗同样心性坚定，尤其那时他的学术还在完善中；赵惇是个疯子，跟谁也不讲道理；直到赵扩，第四位皇帝年纪虽小，但心智正常，而他已过古稀之年，这时不搏，一世将过。
所以他及时跳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汝愚，打压韩侂胄。在他的奏章里，不点名地把韩国戚定为祸乱朝野的小人，是使用阴险卑劣手段见不得人的东西，简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人。
上来就这么狠，要么怎么说道学杀人呢。
摆在韩侂胄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低头认罪，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想反驳？好，你是奸邪；想反抗，更该死了。站在了道学的对立面，一定会搞得你永世不得超生，遗臭万年。
韩国戚没急，他天生就是道学家们的克星。朱熹害我，搞倒他就是，急什么。他轻松自在地想了一会儿，办法就出来了。
很快一场傀儡戏在宫廷内部上演，一个木偶在优伶的操纵下，仿效朱熹的样子讲说性理道德。
该木偶嬉笑怒骂，对国朝大政，对百官形态，对皇帝的起居日常无不横加指责，在他的眼里，世间充满了错误，谁都要接受他的斥责。
仿佛他是上帝，而其他人都是凡人，都生有原罪。
赵扩在台下看着，一言不发。他心底的怒火迅速升腾，台上演的不是戏，都是真实的生活。朱熹自从当上他的经筵官之后，的确什么都管，对一切都插手。长此以往，到底谁才是皇帝，谁才是这个天下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