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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坐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型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父亲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化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经允许就直接插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做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8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他。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王雱生于公元1044年，只相差8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做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
吕升卿自己有官职，万通是国家大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负法律责任嘛。可这就是儒家哲学的好处，一个人首先要讲的是道德，身为兄长，弟弟们犯的错也有你管教不严的罪。
吕惠卿想了想，好吧，辞职。
他辞职的请求被宋神宗驳回了。理由非常亲切，爱卿有大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可以走。你要全心全意地配合王安石。
这样的话很温暖，吕惠卿说了些酸溜溜的话，比如王安石这次复相之后不爱办公，很可能是因为我，我走了他就会变正常之后，就回去继续上班了。说到底，他是个非常有才，心灵敏感的人，这也是改革集团内部的通病，需要官职上的重用，更需要经常性地抚慰沟通。
蔡承禧的弹劾到此告一段落，吕惠卿回到政事堂见到的仍然是和蔼可亲的王安石，只是他不知道，甚至蔡承禧都不知道，刚刚发生过的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他悄悄走了出去，一个想法在他心里生成，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
王雱，他去见了邓绾。
邓绾现在是御史台长官，身为宋朝第一御史，他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料是最全最丰富的。从理论上讲，只要他想弹劾谁，理由总会有，办法总会有。
王雱找到了他，只问他一句话。继续跟吕惠卿，还是回来？邓绾想都没想，回来。
这就是邓绾的本质，前面谈到他发迹时，曾经分析过他貌似粗鲁，实则精明的手段。可是直到这时，他的本质才彻底曝光。当年他曾经说过一句超级经典的话，有人骂他无耻，只为当官时。他回答：“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被当成他的罪证，千年来无数人鄙视。
可他最恶劣的行径，直到这时才做了出来。
王安石走，他跟吕惠卿；王安石回来，他立即就卖了吕惠卿。王雱跟他说，蔡承禧那些料根本办不成事，要找出吕惠卿本人的错来。他立即就给出了答案。
几年前，吕惠卿兄弟曾经合谋在南方，向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的富户强借了500万贯钱，还曾在秀州勾结知县张若济强买民田。
这是罪恶，不再只是劣迹。王雱笑了笑，很满意，他拿着资料走出御史台，去找另一个人，吕嘉问。这是改革集团里又一个骨干，由他和邓绾一起提出立案，专审吕惠卿兄弟害民犯法。
王雱的目的达到了，各方各面迅速行动了起来，开始倒吕行动。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立案、调查、上报，很快材料就交到了国家领导人宋神宗的手里。
当时神宗的心情非常恶劣，正和王安石吵架。原因是老天爷又一次出来搅场。
当年十月，天上出现了彗星。沉寂了很久的反对派又站了出来，用天变来说事。宋神宗一如既往地紧张，找来王安石，说据反映，老百姓近来很苦啊，连彗星都出现，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这种话在近6年以来简直成了宋神宗的碎碎念，王安石烦不胜烦，所以回答得也火暴了点：“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抱怨的，不必顾恤！”
宋神宗觉得郁闷，我是仁君耶，我抱负远大，我纯洁崇高，我不同意人民的观点，可我誓死捍卫人民说话的权力！根据这条真理，他反驳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抱怨都没有吧！”
王安石二话都没有，我病了，我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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