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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开封城沸腾了，除了五六个人如赵曙、韩琦、欧阳修一党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骂街，沉稳些的想到了里边肯定另有猫腻，脾气躁点的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曹太后。这个死老娘们，仁宗有哪点对不起你，居然关键时刻卖夫求不对，她到底求什么呢？搞不清楚，这女人肯定疯了。
同一天里，赵曙保持着空前的清醒，他一边借坡下驴“答应”了曹太后的命令，一方面非常谦恭地推让了些权益。他也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他没有接受赵允让称皇，三位夫人称后的指令，但保留了称亲。
看着很得体，另有小动作。他把赵允让的坟升格为陵园，再以园立庙，考虑到后面宋朝的皇帝们都是他的子孙，从此后四时祭祀不断，已经和皇帝的规格一模一样。
赵曙终于如愿以偿了，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没过两天，整个幕后经过就被吕诲查了出来，写成公文，大白天下。我们先不要管他用了什么手段，先看看是怎样的经过。
照例还是有正史版、真相版。先看官方的正史。
正史里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中书省官员们在垂拱殿向赵曙汇报工作，什么事不知道，规格很隆重。韩琦当时正在祭祠，特意把他叫了回来。这时全体宰执到场，由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另一份在中午时分，由一个太监送回了垂拱殿。
上面有曹太后的签押。
韩琦、欧阳修等人相视而笑，任命赵允让夫妇为皇为后的诏书就这样到手。正史部分就是这样，它把最重要的环节，即曹太后是怎样签字画押的都省力了，一个字都没提。
通过吕诲的公文，我们可以知道真相。
那是在事发的前一天，正月二十日，曹太后和赵曙在天章阁设宴款待群臣赏桃花。当时赵曙和宰执大臣们轮番进酒，大太监苏利涉、高居简推波助兴，曹太后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醉眼蒙眬中，赵曙走到她的榻前，手持一份诏书，请她签押。她真的醉了，没看诏书上写的内容，就画了押。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她怎么会想到堂堂的皇帝、首相、宰执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蒙骗她一个寡妇人家！
这就是我一直在骂赵曙是个贱人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去杀，去偷，去抢，甚至去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如朱温，那些虽然可恨，但不让人鄙视。那是阳刚式的犯罪，我做了，怎么着！可赵曙这种人渣是躲在阴影里，想做又不敢，不做又难受，只好鬼鬼祟祟地下软刀子，最可恶的是做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他后面的作为才更让人作呕。
面对吕诲把事情挑白，公之于众的做法，赵曙害怕了。他不是怕他老爸的皇考身份再起争议，毕竟他是皇帝，他在五天之后就宣布濮议到此结束，这件事定案了。他怕的是后世史书上他的名声，坏事做完了才想到毁尸灭迹。
他首先想到的是和稀泥，先去安抚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位言官。这三个人自从曹太后的旨意生效之后，立即就交还了御史的敕告，回家抗议了。赵曙急忙派人把敕告送还，要求他们回来上班。三人说回来可以，但邪议必须废除，欧阳修等人必须法力。
“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这就麻烦了，摆明了是和宰执集团势不两立。赵曙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方面摆平，这时才真正显露了他的智慧。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居然还想着和解。
赵曙把韩琦、欧阳修叫来，三人秘密面谈，核心问题就一句话——爱卿们，言官宁死不低头，你们怎么办？
韩琦的回答只有一句：“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
透过这一句，韩琦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干嘛，卸磨要杀驴吗？这时想要的都得到了，开始想着挽回影响，就要顺着言官来糟蹋我们？！门儿都没有。
欧阳修身为大才子，说话就有条理温和得多。他这样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那好办。如果臣等有罪，就留御史；若陛下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取圣旨做什么？开除御史啊！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分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已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旦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分”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作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36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沟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