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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是别人教他怎样，他就怎样的局面了。
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幸运。历史可以证明，每一个非凡人物的成长，都有他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过程。
没有任何伟人，是教室课堂里批量生产的。
苏洵一路漫步回川，他看到了剑门以外的世界，也有了人生的首次挫折，这些都让他的心灵起了变化，奇妙的是，这些变化是他本人事先都想不到的。他厌烦了书本，那些用来考功名的声律、默义等等“学问”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成了当地的一个怪人，年青轻轻，不务农、不经商，也不读书，有时一个人默默发呆不说话，有时候却和一大群的浪荡少年欢呼纵饮，旁若无人。更多的时候他游山玩水，登临湖海，若有所思，如果不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结婚了的话，就真的像是个世外散仙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4年，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他妈妈突发急病，医治无效。这时他才感觉到了悲哀。“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大的伤痛，而苏洵的痛苦要更深一层。他根本就没想过母亲会走得这样早，所以还没有开始“养”！
他要给母亲以荣耀，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了当年扔下的书本，功名，无论如何要快速得到功名！从这时起，他27岁，到39岁之间，共12年，他夜以继日，发奋苦读。就像《三字经》里所说的那样：“苏老洵，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12年间他两次进京赶考，每次都踌躇满志而去，失魂落魄而归。他实在是搞不懂，自己真的是那么笨吗？为什么他看不上的那些人都能高榜得中，自己却一再地蹉跎。39岁那年，科考再次不中，他抑郁满胸，无可排解，再次走向了山水之间。
历史的契机出现，福无双至，灾不单行，就在他走向江西庐山，寻求心灵的安慰时，他的老父亲终于故去。
苏洵千里奔丧，踉跄归家，细思量12年间双亲故去，自己将近40，居然一事无成！人生至此，恨不得自残才能稍微痛快点。
某一天，他万念俱灰，在父亲的灵前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写的文章一张张地扔进了火盆里。科考、功名，此生再也不想了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万念俱灰才能否极泰来，扔掉了以往的所有，一个新的天地豁然出现。苏洵在守孝期间，百无聊赖，把家中所藏的几千卷古书都博览一遍。
那些书，是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一脉相承，从无间断的文明之光。这道光束，由孔子点燃，他死后百余年由孟子继承，之后数十年有荀子，再二百余年后有杨雄，后千余年出现韩愈。韩愈至宋，已经近三百余年了，此间战乱频繁，再没有哪位大家能够重振汉文声威。
三百余年的空白和期待，有些人在繁华世间声名显赫地追寻着，像欧阳修；也有人在西陲一隅默默地若有所思，像苏洵。
抛去功名的牵绊，他返璞归真，同样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他注定了会和欧阳修殊途同归。但同文不同命，闻达各不同。他这条路走得太慢，太累，太沉默了。
39岁起，至46岁，他才盼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他不再想着进京，京城却终于有一位名人来到了西蜀。这是位有能力，有见识，办实事的人才。尤其难得的是，此人的成长经历与苏洵有些相似，这让他们有共同语言。
命运向他微笑了。
这时的苏洵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年轻时的跳脱浮躁，变得深沉寡言，当时满腹的应试文体，换作了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见解以及解决的办法。
他成了一位大儒。所谓大儒，不仅要精通百典，更要自成一家，向内可以自省己身，向外可以为天下排忧解难。以这样的见识和胸怀所写出来的文章，才是自孔子始，至韩愈兴的中华儒家的正宗体系。
细思量，会发现苏洵的人生，就像宋朝的国运一样，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透出那么多的巧合，让人掩卷深思，摇头苦笑。
比如他的人生曙光。
在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已经写成。但是地处边疆，无人问津，眼看着要老死乡里，默默无闻终生。别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突然间刀兵四起，烽火连连。
侬智高叛变了。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元帅狄青的威名，一战成功，飞越天险，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打住，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联系起来呢？
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侬智高逃到了大理，之后都有个传言，他会再打回来，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
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可以杀人，更能轰动天下。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还派去了一位能人，前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河南人。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却不是进士出身，要说学问从哪儿来，比苏洵可强了好多。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他名列第二。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稍逊一点点。
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经向人借“三史”，10天即归还，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这么强，也是迫不得已。他家太穷了，生活都成问题，想读书只能去借，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
简短地讲，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军政两手抓之后，还重视文化，是他发掘出了苏洵，并且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
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同小可，据考证这是张与欧阳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他们俩人本是冤家死对头。
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党”，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古道热肠。这一点是后来的神宗、哲宗、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君子。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了，此番不比往常，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
无一例外的，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
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回头细想，他来京城是有目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想要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15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就都会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博取功名；可是15年之后，不说现在皇帝都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已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人人都在体制内，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才能给您个例外？
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彪悍了些。比如给韩琦的信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振作了。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现在还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
杀人？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凝练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开口就是指责，从庆历年间说起，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一点情面都没留，怎么狠怎么讲，没给当朝宰相留半点面子。
是不是失心疯了？不，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除了言语不逊之外，转身就能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
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
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更可以说，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不管他是不是圣人，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
可他就是做了，说句到家话，这也是迫不得已。战国时，以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