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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10两白银，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
物以类聚，他请的都是既年青，又有才，还狂放的人。就是馆阁重地里近期风头最劲的10个。名字还是不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们共有一个相同的官场符号——范仲淹所推荐的人。其特点，就是无所畏惧，是那种喜欢把脑袋往狼嘴里伸，再夸耀伤口的人。多刺激，多青春！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们，他们都没走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过程，没被“磨勘”过。是新政里“推荐”制度的受益者。之所以被推荐，不就是因为他们年青，且无畏嘛。
当天晚上，破坏的欲望随着夜色的浓重逐渐升腾，10个生于盛世，春风得意的年青书生渐渐地失去节制。他们把唱曲的优伶，侍卫的官吏都赶走，把大门都关上。
找来了两个军妓。
放浪形骸，无所不为。他们都喝醉了，最后的余兴节目是做诗。其中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成为人群里的太阳，那一晚上的偶像。他变得比李白还要疯狂，诗仙最嚣张时，也不过就是喝醉了还去见唐明皇，他可好，写出了这样两句诗：“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皇帝是他的侍从，周公旦孔夫子是他的奴仆！还有没有天理王法？！简直数典忘祖，要知道历代之所以会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就是因为它对皇权的唯一性崇拜，让皇帝得到神仙一样的权力，可是小小的王益柔居然全都收了回去。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史书上关于这件事，总是会强调一下当时有个小人，叫李定。他想参加宴会，可是被苏舜钦拒绝，于是去御史台告密，真是卑鄙无耻。不过你们没犯事，他能告出什么？身为儒生，这样大逆不道，别人不惩罚，醒来都应该去自杀！
御史台长官王拱辰闻讯大喜，他连夜上报给皇帝。赵祯的愤怒可想而知，御用文人居然这样回报皇恩！还等什么，连夜抓人，直接扔进开封府，特案特办，从重从严！
第一次判刑，王益柔处斩，其他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罢免，永不录用。第二次时轻了点，王益柔永不录用，这批馆阁人员集体报废，贬到地方上当官，主持人苏舜钦罪加一等，事发在他的衙门里，罪名是“监守自盗”，被贬为庶民。
他的确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他是杜衍的女婿，被看成是新政君子里的核心。就这样，以范仲淹为首的，呵呵，名义上为首的新政君子们从上到下，从头到脚，都被“小人”们踢出了朝廷，其手法干净利落，合理合法，其结果一劳永逸，彻底胜利。
与此相对的是君子们集体萎靡不解的脸，我们的失败，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隐私，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几位万古流芳型的名臣、君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公开讨论过，同时也没在各自的文字资料里留载过。
就算后来名动八表的《岳阳楼记》，也只是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抱负，从没有半点的懊丧、自责，或者对谁的埋怨流露出来。
之所以会这样，相信也和“君子”这两个中国封建时代里最崇高的名词有关。丢官算什么？君子固穷，安之若素。孔夫子在夸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时就说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要这个越穷越光荣的劲儿。
理想破灭算什么？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只要我喜欢，死九次都无所谓。这里面有着让圣人门徒们千年坚持，直到明朝、清朝时更加发扬光大的自虐型快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请皇帝打我吧，打死我才爽！
何况是新政改革这样的大事情，悲剧才能激动人心嘛，我一点都不疼。
甚至流放都是种快乐。子还曾经曰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皇帝不用我的办法，我划条小船到海上飘，也是高雅纯洁的。
并且最重要，也最浅显的一点，也与高雅纯洁有关。
君子怎么能互相指责谩骂呢？那是沿街商贩的品质，泼妇激动时的表现。素质真是太低了！所以宋朝官方记录里，才会在上面范仲淹和杜衍、富弼的金殿争执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范仲淹平时事杜衍如父，与杜衍争，杜衍不怒。富弼更是不用说。
所以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吧，君子在什么时候都得站直了腰，千万别丢脸。
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种性格在官场政治圈里，就是个二等残废。
美国小说《麦田守望者》里有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庆历君子们被说中了，他们宁可英勇地去死，也不愿为宋朝的新天地而卑贱地活着。面对夏竦的谎言，除了辞职引退来证明清白，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至少他们可以赖着不走，就像夏竦本人所做的那样。无论谁弹劾，我就是不动。
像这样，以边关百战之功勋，胸怀国富民强的愿望，这种程度的追求，居然就毁在了一封伪造的匿名信上，简直就是个闹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哪有半点的高贵伟岸？
返回出发点，从总体上讲，上面这些都是在新政者内部找原因，这当然也是种片面。新政之所以失败，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上的给出的正解是皇帝的懦弱，外加小人们的陷害。小人们的事就不去说了，他们做了什么，前面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关键点在宋仁宗赵祯。他是皇帝，一言一行都要对国家负责。而这个人在这段时间的确一直在玩沉默，什么都没做，似乎的确很“懦弱”。
那么他该怎么做呢？
不顾一切地支持范仲淹，无论君子党们做了什么，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地实行。甚至像欧阳修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自我，君子们的奏章里把做什么事，怎么做的步骤都规定好了，他只管签字照办？这样就全对了？
谁是皇帝？
赵祯是个独特的人，解读他得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楼顶，长时间的俯视，才能稍微看清楚一些。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联系，而不是与宋朝的国家形势紧密联系。这是个根本上的区别，做不到这一点，是没法在民族之林里生存的。
第十五章 干掉叛贼
当宋朝的官，只办宋朝的事，这可以。当宋朝的皇帝，只着眼自己的国家，就是找死。赵祯所要看住的人，是耶律宗真和李元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朝的国政，包括所谓的新政，都是为了与这两个人抗衡，才提上日程的。而不是什么国计民生。
早就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一种生物，只要有口饭吃，就绝对不会造反的。
先说耶律宗真，他的日子很闹心，从宋历的庆历三年七月份开始，他发现姐夫李元昊旧病复发，又变得不乖了。具体表现在两件事上。
一、辽国有很多的党项族人，和宋朝境内的党项族熟户一样，已经养了好几代，可以算是辽国人了。
居民就是财富，耶律宗真四处找钱，自然把这些看得很重。李元昊却开始偷偷摸摸地把这些人招回去，公然挖辽国的墙角；
二、进入庆历四年之后，辽国境内的党项人公然开始反叛，耶律宗真派军队去镇压，结果却让辽国举国震惊。李元昊派兵过界，居然把辽国的招讨使给杀了，带着辽属的党项人举族回迁，上演了西夏版的胜利大逃亡。
这样的事是辽国立国137年间是从来没有过的。无论出于哪种考虑，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出兵干掉李元昊，不杀不足立威，不杀周边所有小国都会起来造反！
再说李元昊，他在这段时间里比耶律宗真更闹心，很可能就是闹心过度，心里失常，他才去找辽国的麻烦。不然还真是看不出有别的理由。
至于他为什么闹心，就和宋朝人有关了。他和宋朝的皇帝讲和，讲来讲去没结果，宋朝边疆上的将军们却不买他的账，尤其是青涧城里的种世衡。第一代老种相公对付敌人，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
上一次他用光信和尚把野利旺荣害死，这次他的主意打向了野利旺荣的弟弟野利遇乞。这事难度更大，第一，反奸计可一不可二，用过了再用一定失效；第二，野利遇乞比野利旺荣更难下手。他是西夏大本营天都山的统领，李元昊的皇宫就建在这里，他的亲信度可想而知。
怎么办呢？种世衡只好花大本钱时刻留意西夏方面的动静，等待野利遇乞自己出错。
这个错真的出现了，就在庆历三年的除夕之夜。那天晚上，野利遇乞带着大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