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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成绩，他都是个真正的男人。
耶律宗真沉默了，很明显，想让眼前的这个汉人屈服，看来不大可能。但一定要折服某个汉人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马上就转过了这个弯，直抵要害。
“我另外派人去和南朝皇帝谈这个事，如果你们朝廷同意了，富爱卿，你怎么说？”
一句话之间，就把富弼的功能给屏蔽了。和你谈不了，我直接和你的主人说话。如果那边答应了，你一直在作梗，这个罪过怎么论？
富弼的心变得悲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自己没有再次说话的职权了。但他仍然有坚持自己的信念的权力。“如果我们国家答应了您，那么请您写一封信。把我与您的谈话都记录在案，那样，有什么罪责，我决不推辞。”富弼神情黯然，但仍然坚定地回答。
耶律宗真再次沉默，好一会儿，年轻的契丹皇帝这样说，原话如下——“此乃卿忠孝为国之事，岂可罪乎！”至此，双方的话都说到了尽头，不管私下里对对方有什么样的感慨，公事已经结束。富弼告辞出帐。出于礼节，辽国方面的使者刘六符送他出来。
帐外一片青山连绵无尽，富弼突然站住了脚步，对刘六符说。“你看，”他手指高山，“此山可以翻跃，但你们要想得到‘献’、‘纳’；两字，就好比登天一样，绝无可能！我头可断，此事绝不答应！”
帐门内外，满是契丹人，富弼的声音直达大帐深处，辽国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君主们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句话。宋朝绝不答应，这是他再三、再四所强调的内容。千年以后，他的用心不难猜度，他是紧张，甚至是害怕。他深知越过自己之后，辽国人所面对的谈判人物是谁，那些人会怎样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靠吕夷简、晏殊之流来扶持乾坤吗？所以才这样看似刚烈，实则悲凉地坚持。
就在这样的忧虑里，辽国留下了每年增币20万贯的国书、誓书，以此为根基，派使者耶律仁先、刘六符跟着富弼回宋朝。接下来的事，富弼只能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了。
九月十五日，辽国使者进入开封。富弼作为接陪使一起回来的，他在国境线上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给中书省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他把谈判的最新进展做了个交代，把“献”、“纳”两字的争论始末仔细说明，要朝廷先做准备，想好怎样处理。在信尾，他着重强调说，辽国无理要求这两个字，我以死抗争，对方已经很沮丧，我们只要再次拒绝，就会打破他们的妄想。
信，就这样发出去了，在史料中也可以找到原文。但是没有中书省的回复记载。职权所限，宰执们不必回复他，他只能怀着一颗忐忑忧虑的心回到了国都。宰执大人们，宋朝的权益，就在于你们的一念之间了。
问题又到了吕夷简的手里。
在史书中声名显赫的吕大宰相果然能力非凡，这么点小事，他没废任何力气，随手就解决了。超级简单，答应他！辽国要求一个“纳”，给他们就是了。至于理由，就非常的雍容大度，站在宰相的立场上，要考虑全国局面。西北打仗，东北方一定要平静。
为了一两个字纠缠不休，万一辽国人野性发作，真的发兵打过来怎么办？因小失大，实在愚蠢！
就这样，“聪明”的宋朝人基本上答应了辽国的所有要求。要什么，就给什么，最后被确定下来的盟约里，赫然写着“宋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10万匹，银10万两。”也就是说，实际每年交出的钱，是50万两白银！
但得到了什么呢？历代史书中都强调，辽国从此以后，再没给宋朝添什么麻烦，宋朝的北方边境真的一劳永逸，从此平安了。言外之意，这个钱花得值。但有个细节一直都忽略了过去。
给了20万的数，辽国要尽的义务呢？是要约束李元昊投降的！但是这一条，在实际操作中，只写进了宋、辽两国的国书里，那一式三份的誓书，也就是宋、辽、西夏三方面共同遵守的和平条约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买卖啊
事情过后，辽国方面大肆庆祝，不仅多得了钱，还涨了面子。他们刻碑记功，把这个胜利传之四方。作为使者的刘六符也加官进爵，从此进入辽国显贵行列。
回到宋朝，立了大功的富弼名满天下，他的坚持和勇气让国人像勇士一样的尊敬他。国家议功，再次提升他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可他再次拒绝了。他落落寡欢，形单影支，比出使之前更加忧郁。尤其是在官场上。
一位大人物，宋朝第一学士王拱辰悄悄地找到了皇帝，行使他的最新权力。前状元、现翰林王先生又升官了，已经是权（代理）御史中丞，他来弹劾富弼。
“陛下，富弼丧权辱国。他不能阻止辽国的无理要求，是失职。尤其是陛下只有一位公主，辽国求婚，他居然就答应了下来，真是大逆不道！必须严惩。”
不料好脾气的仁宗勃然大怒，“朕为天下生灵，一女非所惜！”一顿罕见的咆哮，把王大人骂走。
这句话留在了史书中，算是给富弼，也给这段屈辱的历史定了性，做出了总结。这证明，一切过程皇帝都心中有数，谈判的结果，是宋朝高层做出的决定。富弼，尽人事，听“天”命，于国于己，他可以问心无愧了。
在这次谈判的9个月里，富弼是主角，最重的戏份却不在他身上。远在西北边疆上的几个人才真正左右了帝国的命运。他们是范仲淹、狄青、种世衡。他们分别做了些事，效果嘛很难说。一方面让李元昊剧烈头痛，在西夏境内不敢动弹，连带着富弼也能在耶律宗真面前挺直了腰说话。
另一方面，他们惹祸了，把李元昊逼到了墙角。没有退路，就只好狗急跳墙，拼个你死我活。好，现在一个个登场，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干的。
从范仲淹开始。提到他人们会很迷惑，宋朝300年间最了不起的人，在西北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没见他打过什么胜仗啊，甚至也没打过仗啊，他那么大的名声是怎么来的？
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这涉及到了一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问题。一个个体的人，要为当时的社会做出有益处的贡献，要有怎样的约束？
注意，是约束，而不是努力。可千万别乱努力，就好比喜欢上了某个姑娘了，得看准了人家好哪一口，再去献殷勤不迟。国家与臣子的关系也是这样。范仲淹是宋朝的臣子，不是唐朝的，针对已经成熟定型的宋朝国防方针，不能像要求他像唐朝的顶尖级将军那样，去千里奔袭，境外作战，把异族敌人绑回长安。
如果一定要强求，那很好，就会变成韩琦。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主战本身没有错，可在赵匡胤定下的国防政策里，任何人别想以军功冒升。哪怕是后来的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只能在北宋与南宋的历史衔接的过渡夹缝里，短暂地闪亮过。
相信韩琦本身也明白了，好水川之战后，他性格仍然强硬好胜，但在军事上，再没有之前的“斗志”了。
范仲淹的高明，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到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神髓。所谓“攻中有防，防中带攻。”具体起来就是修砦。这个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国内，是纯防御的，只要推广向前，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
一步步向西夏的境内扩建，每建一处，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一点点地蚕食掉了西夏的国土。在这9个月时间里，他修建了大顺城。这是宋朝庆历年间最大胆的一次修砦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前身是庆州西北方的马铺寨，再向西北方前进一点点，就是个历史名胜地——后桥川。宋、西夏战争最开始的三川口之战前，保安军、承平砦之战的尾声，李元昊之所以紧急退兵，就是因为他的后路，后桥寨被宋军洗劫了。
这就是大顺城之所以险要的原因，它深深地侵入了西夏国境之内，说是建了个寨子，其实是越过国境，抢了一大片领土。并且时刻把刀子顶在了党项人的脖子上，哪天高兴，就直接捅出去。
早春二月时，范仲淹召集庆州府众将，跟着他悄悄出城，一路向东北斜上方前进，一直到了前敌位置，和西夏势力接壤的柔远寨还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到了敌占区之后，大兵们才惊奇地发现，前面好大一堆的老熟人啊。
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佑，和蕃族将领赵明。两人各带人马守着小山一样高的建筑材料。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