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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愤怒归愤怒，高若讷是个知法守法的人。他没有写信回骂。嗯，聪明，个人认为他骂不过欧阳修。而是把欧阳大才子的原信上交，请皇帝亲自过目。
您看一下吧，有这么当官的吗？您的馆阁重地还能留着这样的人吗？于是欧阳修的大名脱颖而出，引起了皇帝以及大臣们的特殊关注，大家都想想，他这么杰出，我们怎样对待他？
以上种种，虽然热闹，但都不是这时的主流。重中之重，仍然在范仲淹的身上，他在钻牛角尖，他一定要把事儿弄懂，他不怕死，就怕糊涂，一定得把这件事是怎么失败的整清楚！于是他想来想去，目光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没能扳倒吕夷简，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分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
当罪恶出现时，助纣为虐是错的，漠然视之同时也是错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当作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确定了这个人，并且直接找上门去。他要当面质问，天理公道，朝廷法典，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一边，你为什么不帮我？
就是这时，他问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宋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它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苦闷悲愤到了极点，忍无可忍才问出去的。痛心疾首，追问到底，他的临界点到了。这句话，和对方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伟大的蜕变，终于开始了。
“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为宰相，理所应当弘扬士大夫之中的正气，可您袖手旁观，独善其身，您的盛德，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
没错，这个能压制吕夷简的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娥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项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而到了那一步，范仲淹深信吕夷简就完蛋了，《百官图》上都是实据，根本就没法狡辩！但可恶的是，王曾偏偏躲在一边看笑话，从始至终不吭声。那好吧，我今登门拜访，请问您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金口难开？！
这一次，他如愿了，王曾静静地凝视他，轻轻地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又是12个字，范仲淹一听，立即就呆住了。从字面上看，完全是答非所问，并没有回答王曾为什么要静观其败，无动于衷，可里面的含义却非常深邃，就看你是不是个聪明人，并且是不是个钻牛角尖的聪明人。
从字面上讲，应该这样翻译——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想让天下之恩惠皆归于己，那么相应的怨恨之情想推给谁？
它的深一层含义，却应该这样解读——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试问当家人，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谩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这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临行前，十里长亭仍旧有人来送他，那是携酒而来的王质，他举杯致意——“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至此已经是三光了，从“极为”到“愈为”，再到现在的“尤为”，他的品德与意志逐年叠加，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君子道德人士们的一面旗帜。可是光阴似箭，范仲淹已经46岁了！一生至此，老之将至，成就何在？难道就只是一些虚幻的，于国于民都没什么用的圣贤光环吗？！
范仲淹凄然苦笑，再没有上两次的热血激昂——仲淹至此已经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羊，就当是我的祭品吧。说完上路，把多年以来的追求和京城都抛在脑后，他眼前的路，变得宽广光明，从今而始，忘身许国，要做实事！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当时正好有位辽国的使者进京，该仁兄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追星族？羡慕宋朝的风气文化？还是说看出这里的乐子，回国张扬一下？他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贴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你们该是干嘛的，就只能去干什么，职务之外，不许乱操心！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已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还玩这些假招子有什么用？
虎狼屯于陛下，尚谈因果，愚不可及！
李元昊的运气
西北边疆剧烈动荡，吐蕃与党项两族浴血厮杀，在争夺西域真正的霸主地位。战争是李元昊挑起的，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黄金机会，只要能抓住，他就必将击溃河湟吐蕃部百万之众，一举奠定党项人的千秋伟业。
因为吐蕃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自从唐末就开始不断地分裂、动乱、叛变，直到四分五裂之后仍然恶习难改，区区一个河湟部，在12年之间，就连续发生了两次政变。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023年，即宋天圣元年时，那时拥立唃厮啰当上吐蕃赞普的那个叫李立遵的和尚终于挺不住了，他在三都谷被曹玮痛打之后，实力大损，但野心仍然不灭，其结果就是被河湟部抛弃，把他扔在了老家宗哥城，全族都迁往邈川，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王城。问题不仅没因此解决，反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