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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绝大部分被俘游击队员都被就地处决了。主要是，在战线后方活动的主要是日军，而在之前的战斗中，中**队一直对日军不客气，比如第十六集团军在彰武会战中将数万具日军尸体钉在了木桩上，而且中**队一直在黑暗处决日军战俘。受此影响，日军对游击队也很不客气，基本上不收俘虏。
相对而言，美军对待游击队员的方式还比较温和。
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使得游击战变成了有去无回的决死战。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问题是，扩大敌后游击战的规模与范围，肯定会牺牲更多的游击队员。
如果不能给游击队一个正当的名分，游击队员凭什么做出牺牲？
对罗耀武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虽然从个人原则上出发，罗耀武一直将游击队当成正规军事力量，而且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罗耀武还派遣了不少正规军的军官去指挥游击队，甚至出动特种部队，配合游击队进行敌后游击战。可以说，现在绝大部分游击队的指挥官都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与特种部队的配合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罗耀武只是战区司令，即便获得了部分政治权力，却不能代表整个国家。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只是游击队性质这么简单。
想得深入一些就能发现，“游击队性质”只是一个表象，背后的主要问题，还是游击队的利益，特别是游击队在国家军事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以及游击队员在浴血奋战之后，到底能够得到哪些好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考虑个人问题，未免太低级了一些。
可现实就是如此，游击队员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献出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总不能什么追求也没有吧？
个人追求也是追求，而且在某些时候，个人追求与民族大义并不矛盾。
比如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几名游击队的指挥官提出，在经历了这场浴火重生般的战争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一种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包管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事实上，这就是游击队抗争的根本所在。
游击队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希望在击败敌人之后，建立一个更加开明的政权。
毫无疑问，罗耀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受此影响，这次原本计划只进行一天的会议，在当天结束之后并没散会。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罗耀武就与推选出来的几个游击队代表返回北京，其他游击队的指挥官则带着新式电台回到了游击区。当时，罗耀武希望所有指挥官都留下来，但是最后他没有挽留那些打算离开的指挥官。
个中缘由，罗耀武心里也很清楚。
游击队指挥官在这一天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向中央政府发难。出于自身安全，游击队指挥官肯定不愿意留下来。
最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暴露出来
第四章 好话在前
第四章好话在前
回到北京后，罗耀武就叫上叶振邦，带着几个游击队的代表去找到了刘诚志。
问题是，对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刘诚志也无法做出正面答复。几人没有多耽搁，当天晚上就去了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找到在这里指挥全国抗战的狄劭康。
与半年前相比，西山战略指挥中心显得冷清了许多。
虽然在狄劭康执意留守北京之后，西山战略指挥中心保存了下来，还留下了几百名工作人员，但是随着以管元山为首的中央指挥机构在五月初到达成都，并且在成都西郊设立了新的战略指挥中心，西山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
按理说，狄劭康应该在六月初前往成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才是最高领袖，也是中**队的战时统帅。只不过，在美日联军步步紧逼，北京捍卫战势不可免的时候，狄劭康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决定留下来，与百万将士共同守卫中国的首都。
不管怎么说，狄劭康的这一决定，对鼓舞士气有很大的协助。
“你们等在外面，我先进去，等下叫你们进来。”
刘诚志丢下这句话之后，就跟着狄劭康的秘书进了元首书房。罗耀武也很自觉，在勤务员赶来后，就带着叶振邦与几个游击队长去了旁边的茶厅。
这一等，就是足足一个多小时。
叶振邦好几次想打破沉默，可最终都忍住了。他参加了会见游击队指挥官的会议，非常清楚那一百多个游击队长想要得到什么。罗耀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态，而是把难题踢给了刘诚志，不是他不支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而是他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那几个游击队长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兴隆的会议上没有为难罗耀武，并且主动留了下来，充当中央与各游击队的联络员。
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叶振邦心里也没数。
虽然在叶振邦看来，游击队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不管怎么说，游击队员在敌控区浴血奋战，总得有个追求。再说了，中央已经失去了对敌占区的控制能力，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只会给敌人造成麻烦，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支持游击队，等于承认了敌人在占领区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游击队的政治诉求表面上是在为游击队正名，实际上是要中央承认游击队在敌占区内的主导地位，即游击队有权在敌占区设置行政单位。
关键就是，游击队的政治大权在战后能不能得到包管。
这就牵扯到了游击队的身份问题。
只要游击队的身份得到中央政府承认，以现在推行的军政和一的战时体制，那么游击队在敌占区的政治大权在战后就能得到包管。反之，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游击队就会被中央政府取缔，游击队的利益将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毫无疑问，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游击队是临时成立的，根本没有政治觉悟可言，所以中央在这个时候承认了游击队的正统地位，等于承认了地方自治权。虽然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击败敌人之前，游击队在敌占区的自治权能够给抗战带来好处，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哪怕是在驱逐了敌人之后，就会对中央构成威胁。
甚至可以说，到时候，游击队一定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成威胁。
对处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现在还有选择可言吗？
如果守不住北京，就算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那也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虎视眈眈，就算大陆政权在迁到成都之后，能够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形与巨大的战略纵深挡住敌人，正统地位也会受到威胁。到时候，对当权者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另外一个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权。
说得直接一点，中央领导必需看守住北京，取得抗战胜利放在首要位置上。
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成立之后，游击队的政治诉求才会成为难题，而在此之前，游击队的利益要求都只是要求，而不会落实。
关键就在这里。
要想守住北京、取得抗战胜利，就得依靠游击队，也就得答应游击队的利益要求。
对当权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考验智慧的难题。
刘诚志过来的时候，叶振邦立即注意到，总参谋长的神色很复杂。
“怎么样？”罗耀武比叶振邦还要急。
“走吧，元首让你们进去。”刘诚志朝那几个游击队长看了一眼。
与绝大部分基层军官一样，游击队指挥官也以年轻人为主。这次代表一百多支敌后游击队留下来的五个游击队长都只有三十来岁，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二十五岁。但是谁也不会怀疑他们的素质，至少在战场上，他们的表现不亚于正规部队的任何一名基层军官，而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