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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越坚定不移。
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１９４７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而重点放在后者。
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
，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
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反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在１９４８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
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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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年２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
３０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
在１９５６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看来，苏联、东欧正在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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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３
头上来了。“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
①毛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
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
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②毛发动反右派斗争，也同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思考有关。
他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③从此以后，他错误地把社会上的一切可疑动向，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党内的一切跟他的意志相违背的分歧，也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国内阶级斗争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
于是，形成了用阶级斗争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基础。到了“文化大革命”
，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草木皆兵的程度。由此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山多地少，交通阻隔，自古以来为单一的小农经济。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３４页。
③同上，第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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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有人有粮就有兵，积粮为称王的基础。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励行屯田，重农抑商，走以粮为纲的老路。这种经济结构，阻碍分工，抑制交流，更谈不上科技进步。水利工程，常修常毁，毁林开荒，毁草种粮，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土壤不断沙化碱化，几千年来，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
直到近代，社会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育的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据前述七届二中全会的估计，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９０％；１０％的近代工业多属具有浓厚超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资本。
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阶级分化。
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则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处境，希望建立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寄托在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身上。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反映农民的这种理想社会思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平天国、康有为和孙中山三次有同有异的理想社会思潮。
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中国革命是一场东方独特的、新型的农民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只能带来政权的突变，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突变。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也立即翻身。
事实说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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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３
们过去几十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公社化）等三大改造，加上国家的财政援助，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只有这十多年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国策，才有望于２００年时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封建主义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能产生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的凝固而封闭的经济结构思想；所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加以客观上，过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长期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来也主要是政府间的简单记帐贸易）
，使我国经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结构中，“文革”
十年更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古今内外的影响，也使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超越这种社会存在。我们不能苛求他的经济思想能同现代国际经济运动、开放发展的格局相协调相一致。１９５６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倒是我们现在应当很好继承和发展的。
当然，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