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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交结了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朋友，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
其间最为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看到新的曙光，感到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毛泽东自己回忆这半年的生活说：“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思想历程的叙述。
毛泽东带着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于１９１９年４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他通过学会会员积极领导了湖南学生和各界的爱国运动，这一革命实践，标志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主编的四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他自己共写了大小４０来篇文章，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这个刊物被封闭之后，他继续利用其他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旧社会，鼓吹新思想的文章。
综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几个月内写的文章，唯物主义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守旧思想。他认为办事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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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要“研究事实和真理”
；要敢于“狂妄”
，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些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了某种初步的认识。
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
，无非就是“知识”
、“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
、“智愚”
、“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
“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
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南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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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样，读《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
同“愚人”
、“小人”
，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这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曾幻想“呼声革命”
，“温和的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
，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宣言及《炸弹暴举》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呼声革命”
与“阶级战争”
之间，作者本人思想的这种矛盾，这种趋势。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
，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相当色彩缤纷萦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风压到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即驱逐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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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率领湖南人民代表团等，义正辞严地赴北京请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
，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盘踞湖南三年臭名远扬的皖系军阀，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变化中，从湖南败走。
经过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时间只隔了一年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同第一次相比，不仅身份不同——刚出校的学生和全省公民代表，思想状况也起了唯心论向唯物论的变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
他利用第二次到北京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
、“最重大”的问题。
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国家与革命》）。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己谈到，促成他下决心确定方向的，是受了三本书的影响。
１９４１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谈到这一情况：“记得我在１９２０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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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１９２０年４月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的。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１９２０年８月出版的，他如果是在北京时读到此书，可能是罗章龙等人以“亢慕义斋”名义翻译的油印本，那时他同罗章龙等北大左翼学生交往很密。他读的究竟是哪一个译本，不必深究，他自述从这书受到深刻影响，却是毫无疑义的。
《宣言》开宗明义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成了毛泽东毕生服膺的格言。
《阶级斗争》是恽代英所译，原本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列宁对这书评价甚高，他在《给农村贫农》这部著作中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纲领的时候，推荐了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恽代英将中译本书名改为《阶级斗争》，毛泽东就从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