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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百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１９２０年７月５日至１０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１５人（还有其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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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参加，共２０多人）
，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５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蒲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３００多字，写于８月１３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８月初。
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
，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等，各地方分工等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１９３１年或１９３６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
由于信收的晚，毛泽东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始复信，长４００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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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
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９月１６日给他的一封长信，５００多字。
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
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
毛泽东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
（宣言即陈的手笔）。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３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１８人，开了３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１５人，２人弃权，一人主张“促社会进化”
；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１２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３人弃权，２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即刻着手的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六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
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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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７４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的３０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其他有３０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十余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
，第２项弃权）
，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全国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以后，学会内部即逐渐产生思想的分歧。
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学会会员大体可分作这样三部分：一部分是否认现状的革命派；一部分是对现状不满的改良派和其他中间分子；此外还有少数会员受了国家主义影响，或图谋个人发展，不赞成进一步的革命活动，对学会散布各种不良影响。这后一部分人，不久就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其中有的人后来终于变成了反动分子。例如熊梦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一。二九运动时，此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却是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新学联”
（同党领导的合法产生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相对抗的组织）的头面人物，坚决的反共分子。全国解放前，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由于反动罪行昭著，解放后被捕判刑。又如萧子升，到法国后，虽仍积极从事学会的活动，如组织会员分工协作，研讨各种学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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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华法教育会工作之便，为国内传递信件等。但由于赞成蒲鲁东主义和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思想日渐右倾，为谋个人前途，后来终于同早年挚友分道扬镳，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国家博物馆馆长等职。
１９４５年后，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长期旅居国外，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在乌拉圭去世。
学会大部分中间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多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①这样三部分人，是五四运动以后，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分化。为了严肃新民学会的原有宗旨和集体奋斗精神，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３日，毛泽东邀集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学会政纲和各项问题时，曾提出“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亦刊《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见下）
；（二）会友录里不列名（因此熊梦飞的名字没有列入《会务报告》中）
；（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员满意者；本会对于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
①１９４９年，湖南和平解放时，若干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和第一师范老同学，由周世钊领衔，给毛主席发了贺电并写信致敬；毛亲切地写了回信，予以鼓励，信中并说，他们过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也是有益于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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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
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这个决定，使不赞成学会原有宗旨的人当时即从学会分离出去，从而使学会的组织更加纯洁。
从新民学会的产生与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