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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一个星期日）
，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
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时，笔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①：远在１９１５年和１９１６年，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同学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学会最初拟定的名称为”新学会“
，萧子
①《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本篇所有未另注出处之引文均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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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５９
升主张用“新民会”
，商定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一，正式定名为“新民学会”。“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
①上“作新民”的意思。谭嗣同、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
，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尤其梁启超《新民说》的深远影响这时并未消失。
“新民”
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的意义。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
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言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
学会成立之初共有２９个基本会员②，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
成立会的这一天，讨
①“汤诰”是《书经》中的篇名；诰即号令，帝王向民众宣布的话。
②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学会成立时共到１２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邹彝鼎、罗学瓒、张昆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４个月后，又有何叔衡、周世钊、李维汉、邹泮耕、熊瑾玎、熊光楚、陈昌、傅昌钰、曾星煌等９人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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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
，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
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
，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自己洁身力戒的。
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
大家一起聚餐。
“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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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蔡、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６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３０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６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与蔡，蔡于７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
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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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和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
１９１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