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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都表现得最急进、最勇敢。他的反君主专制思想、进步的哲学观点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滋养了一代青年的革命意识，直到“五四”前夜还有一定的影响。他勇敢地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对“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他的哲学观点的精华在于提出世界是发展的，将“新而又新”当成事物变化的法则：“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他认为天地、物种、人类是不断发展的，“我”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任何物质世界只有变易，没有存亡，物质世界本身是不生不灭的。
他相信人是物质的生物，人的思维、意识、感觉等精神作用（“灵魂”）也都是物质的产物。但是他又过分夸大和相信精神（“心力”）的作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企图提倡佛教的“慈悲”来医治封建社会的罪恶。毛泽东对《仁学》中的某些具有辩证因素的哲学观点，是相当赞赏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即有类似《仁学》使用的哲学语言。
毛泽东、蔡和森与张昆弟三人这个晚上的畅谈，没有提到李大钊。李大钊当时虽然没有陈独秀那样高的声誉，但是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他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中的观点，对毛泽东是有启示的。这从《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也可得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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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李大钊同样相信过进化论，也多少受过托尔斯泰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世界观中有鲜明的辩证观点，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大力宣传积极的进取的人生观，热情歌颂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腐朽力量，指出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他号召青年们要以不断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精神，“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
，为创造一个不断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斗争。
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永无止境地在运动着，发展着；事物都处在矛盾对立的变化过程中，新的和旧的矛盾是“事物进化的机轴”
；“旧的毁灭”和“新的再生”就是宇宙变化的规律。他歌颂斗争，歌颂革命，号召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就要“勇敢奋进以赴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实际任务的；他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并且相信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从张昆弟这篇日记中可看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青年毛泽东这时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们三人这次畅谈的前一个月，即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他致黎锦熙那封长信中比较详细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信中首先谈到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
，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这时非常强调哲学的作用。
“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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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信中由此批判了流俗的“立志”
之说。
认为立志必先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之以为行为准则；不达目的，誓不休止，方能谓之有志。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又说，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主张。他深叹当时一般青年不求真理，促之不动，死生大问题不问，而只顾稊米尘埃之争。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给打了一百分。我们已无法看到这篇文章，不过从杨昌济高度赞赏这篇文章，也可以推知学生必然同老师具有某些相似的观点。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说：“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这大约也是毛泽东此文立论的基础吧。这篇文章是在读了《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之后写的，它的观点在该书的批语中当然会有反映。例如关于“心力”的作用，对原书上“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这一段话，批语即予以首肯：“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此强调精神、哲学的作用，正是一个负责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必经之路，不经过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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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倒是奇怪的。距离基础越远的精神的东西被看成是物质现象的内容和动力，在没有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摆脱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现在我们需要探究的是，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唯心主义具有何种特点，同当时的陈独秀以及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这种观点，又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外壳里面，还包藏着哪些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内容，这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１８４６—１９０８）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书名出版。
泡氏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特点是调和直觉和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１９０９年１０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杨昌济将这书用作修身课的教材，只教了原书中的一部分。这本《伦理学原理》可能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西方哲学著作。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康德哲学在中国先进人物中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都介绍过康德的一些思想。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时，对康德也曾作过介绍。蔡元培翻译《伦理学原理》，也是为了实现他“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
（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这个目的。
１９５０年９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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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２０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毛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书主。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
由于知道笔者很关心毛早年读书生活和活动情况，周世钊启程之前，特将此书交与一阅。打开书来，真是大吃一惊：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批语，是这样用功读书的呀！
此书在手上只能停留３天，即使能通读一遍，也来不及消化，于是将原书凡有批语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心知此书一进中南海，今后就再难以见到了。
照片中有一部分批语，由于原字体太小，模糊不清，有的用放大镜也难断定。见到这本书之后，是最早促笔者写出《早年毛泽东》（初版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１９５２年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时，并没有将这些“批语”消化好，关于此书及其批语，只是作了这样的介绍：杨昌济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课甚不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