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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垮台
中国从1946 到1949 年经历了现代的几次大战之一。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总共约有300 万人，共军约有l00万人。美国从1941 到1949 年在贷款、物资和装备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总数达60 亿美元。国民党军队纯粹依靠兵力雄厚散驻各大城市，最后又得到俄国允许，进人了东北。无数因素使他们失败：蒋手下的军人不受文职人员的控制；战后对军队按美国方式进行改组，增加了混乱；黄埔嫡系歧视地方将领和部队，特别是广西的将领和部队。他们的战略理论是用防御手段坚守阵地，他们的本能是积储军需物资等待别人先行动手，他们的阵地战术有时还由委员长从远方策划。贪污、士气消沉和开小差，不断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共军采取相反的战术，在农村迂回运动，从民众中间补充兵员，破坏铁路，避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们在农村里激发叛乱，接管了华北的其余地区。著名的记者杰克？ 贝尔登叙述了这种粗暴斗争的情景：把穷人组织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人物，使那些受丈夫殴打的妇女反对作威作福的男人，使年青人反对旧秩序。共军的人员和武器逐渐增多，那些武器有的来自日军在东北的储备，有的是国民党军队叛逃到共方时带来的，有的是偷卖出来的和投降缴械的。到1948 年6 月，双方的人数和枪炮数大致相等。1947 年冬，他们已经切断了东北驻军的退路。1948 年10 月，他们迫使这些军队投降，为数达30 余万人。这就为摊牌准备了条件。
力量的对比不仅在前线发生了变化，那里共军逐渐增多了美式枪炮和物资。由于通货膨胀所标明的经济崩溃，国民党的事业也已在后方、在其城市基地从内部遭到了破坏。
遭敌人轰炸以及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虽具有破坏性，但可使公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提高士气，去协力战胜困难。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使每个工薪人员穷困不堪，垂头丧气，因为它逐步破坏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众对它的信任。恶性通贷膨胀下的生活是慢性扼杀。工资和薪金永远赶不上物价。家具、衣服和书籍都被变卖，换取食物。逐步严重的营养不良产生皮肤病、胃病和结核病。整个社会奄奄一息，而责任就在当权者的肩上。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崩溃的时候，美国报刊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大肆报道，但对以前10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却没有这样报道过。
在1937 一1939 年间，自由中国的物价水平涨势轻微。国民政府的货币仍通行全国；日伪钞票于1938 年开始在北京发行，到了1939 才在南京发行。此后日本人掀起一场运动来破坏自由中国的物价稳定，同时重庆的开支则不断增加，以致收入远远落后于支出。1941 年，财政收人只敷支出的15％，中央政府终于以实物征收田赋。从实物田赋、政府专卖和间接税得来的收人，暂时仍占预算的30 ％。政府捐税、国内公债以及抛售黄金、劝募救国公债等措施，都不能遏制公众的过剩购买力，因而证明是无效的。局势每况愈下，物价每几个月或几星期上涨一倍。在1945 年9 月，纸币发行额是1937 年7 月的465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时法币又重新通行全国，但政府庞大的开支有增无已。南京指望靠它的军事优势迅速结束内战，听任其外汇储备因支付进口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料而日见减少。外汇起初并没有认真地按定量供应，进口货也没有受到限制，因此资金外逃的现象相当严重。
为了打破恶性循环，1948 年8 月实行“币制改革”，废除了旧法币，代之以“金圆券”。同时规定了物价最高限度，并以警察手段督察执行，私人手中的银元和外币被迫换成新纸币，为内战提供军费。这样，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当金圆券在1948 年底崩溃的时候（物价在6 个月内最后涨了8 ； 5 万倍），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最后剩余的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起化为乌有了。
两个月的淮海大战，是在陇海路以东、南京以北约100 英里的淮河流域的旧捻军活动地区打响的。蒋委员长不听参谋人员的正确意见，从尚存的200 个师中抽出约50 个师，在徐州周围的平原上构筑了坚强据点。他亲自从南京指挥战场上直到师一级的战术行动。然而，共军不仅控制了村庄，而且在他们推进时修复了铁路，能够调度大量的部队。久经沙场的名将邓小平领导了发动200万民工的工作，他们能应战斗的需要运送补给或挖掘反坦克陷阱。到11月中旬，四个国民党兵团约34万人很快被截断同外面的联系，在平原上被包围起来。一支12 万人的援军，包括美国训练的最精锐的师团，也同样被阻截并包围于该地区之南。当徐州几支军队带着美国卡车、重炮和装甲坦克部队突围出来，想与援军会师时，这个“活动堡垒”也被深沟阻挡住了，不久就被国军放弃的美制重炮所击毁。到12 月下半月，投人战场的66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3 万，，被犯万人民解放军压缩在6 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他们听说南京打算“从空中就地轰炸”（借用我们在北平的最后一任总领事柯乐博的话）他们那些珍贵的重武器装备时，他们就在1949 年1 月10 日投降了。在国军损失的55 万人中，据共军说投降的有32？7 万。
国军整个这场惨败的特点是，蒋介石愚蠢地决定在徐州平原而不在准河流域决战，并拒不把统帅权交给熟悉地形的干练的战术家广西将领白祟禧。黄埔系指挥官之间由于互相嫉妒而采取不合作态度，没有利用南京所垄断的空军，不能很好地利用美制武器的火力打击敌军，凡此种种都着重证明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光凭武器不能取胜。1949 年1 月，天津和北京投降了。4 月共军渡过长江，5 月进占上海，10 月占领广州，11 月进人重庆。
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 一1949 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我们在1937 年以后对该政府的支持愈来愈多，在中国人的眼里我们不能推卸对它的祸害所应负的责任，尽管我们的援助一向是善意的，我们也常常批评那些祸害，因此在援助的规模和数量上是有限度的。我们的高级将领反对蒋的战略，但无济于事。
然而，我们最大的灾难来自中美公众感情越来越扩大的鸿沟。在战后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
美国“丢失中国”
在10 年期间，美国公众把自由中国理想化了；那时，原子时代，间谍活动和冷战结合在一起，加剧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让自由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同经济大萧条一样，它成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弹药，共和党人在l948年竞选时就运用了这个进攻手段。不久希斯通敌案、富克斯原子间谋案、对间谋和阴谋的恐惧，特别是在朝鲜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的一场大战等复杂因素，揭开了麦卡锡时代的盖子。美国公众经历了一阵反共歇斯底里，“丢失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
1951 一1952 年对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严加审查，已经对此后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它是由若干条件促成的。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在30 年代只有一小批人，他们大多数人作为外交官、学者或新闻记者在业务上彼此认识。他们几乎总是互有“交往”，尽管只是在社交或业务性场合的聚会。如果你认定美援是影响中国国内事务的一项决定性因素，认定国民党人只是由于有人叛变才会丧失他们的军事优势，认定美国的决策人曾经是反蒋的因而是亲共的，认定共产党的阴谋可以通过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追究出来（这一连串虚假而毫无根据的推论，曾为麦卡锡时代的许多人所接受），那么，进行调查就成为公众的一种义务（也是往上爬的大好机会）。
进行调查的动机很不相同。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