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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们的同学，自己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公敌”的子女，也开始尝受同样的痛苦。
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年代，儿童之间的关系，象面镜子一样反映着成人之间的关系。学生们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念念不忘同“暗藏的人民公敌”作斗争，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正确”领会中央关于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他们失去了儿童的天性，失去了人性。同学之间的童贞之心，友谊之情被相互猜疑，相互揭发和告密所代替。
在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时代病：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大量自杀。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场悲剧。有四个契卡人员的孩子，在他们的父母被枪杀之后，从内务部其他工作人员家中偷出一技手枪，跑进莫斯科郊外普罗佐罗夫森林去集体自杀。枪声和孩子们的哀号声惊动了附近一位铁路工人。他冲进森林，从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手中夺下了手枪。这时，两个身负重伤的孩子正倒在地上挣扎，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一个重伤者的妹妹）则伏在草地上号啕大哭。他们身旁扔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收”。孩子们在信中请求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查出并严惩那些杀害他们父母的凶手。他们还写道：“我们的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可是人民的敌人——无耻的托洛茨基分子却为此杀害了他们”然而，这些托洛茨基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孩子们真的知道吗？
斯大林秘书处曾收到过数十封这类控告信。它们全被转到内务部，并附有批示：将这些小控告者赶出莫斯科。莫斯科不是让儿童流泪的地方！不得让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看见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然而，许多走投无路的孩子还没等到被逐出莫斯科，就被黑社会集团“收留”了。这能怪他们吗？当他们被冷漠无情或胆小怕事的亲戚朋友拒请门外之时，他们只能投靠另外一些同样无家可归的，却能对他们表示同情的青少年。而后者多半是斯大林早些时候强行搞集体化的“副产品”。黑社会集团总是先将“新成员”身上的衣服、手表等值钱的东西作为“入团费”搜刮一空，然后将自己的手艺——盗窃技术传授给他们。
在失去父母的儿童中间，女孩子的命运更为悲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就给我讲过一个小姑娘的遭遇。一九三七年春天，红军侦察局副局长亚历山大·卡林及其妻子突然被捕，紧接着就双双被枪决了。在调去侦察局以前，卡林曾在内务部外事局工作多年，并多次出国，协助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完成过许多极其危险的秘密任务。因此，卡林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两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林夫妇的独生女儿（父母被捕时，她才十三岁）也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的女儿是好朋友。
卡林夫妇被捕之后，一个“叶若夫的人”就强占了他们的公寓。他们的女儿无家可归，只好去投靠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你应该理解我，”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对我解释说，“我爱这个孩子，而且不亚于爱我自己的女儿。她在困难中来找我，是把我当父亲看待呀！可我能冒险将她留下吗？开始，我实在不忍心把她打发走。我和妻子尽量安慰了她一番，并让她住下了。夜里，她好几次从床上跳起，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喊，似乎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叶若夫的秘书波皮罗，把这事儿告诉了他。他说：‘实际上，你的处境很微妙哇，应该另想办法不管怎么说，不值得收留她我对你的忠告是：设法打发她走。’”
“波皮罗的所谓忠告”，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继续对我讲道，“实际上就是一道命令，要我赶紧把孩子赶出去。我妻子回想起卡林夫妇在萨拉托夫有几家亲戚，于是，我们给了孩子一些钱，为她买了火车票，把她打发到萨拉托夫去了。她走后。我一直不敢正视我女儿的眼睛，加上我妻子又整天哭个不停，我只好尽量少呆在家里
两个月后，卡林的女儿又回到了莫斯科。她来找我们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她完全变了，脸色苍白，枯瘦如柴。眼里充满痛苦。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丝毫的孩子气了。她对我说：‘我已向检察院送了申诉。要求他们让占我们家的那家人把我的衣服还给我。’这是一位在萨拉托夫收留她的人要她这样做的一“我还去过原来那所学校的少先队组织，’姑娘继续说。“领到了一份关于我两年前入过队的证明。但少先队辅导员硬要我先去参加少先队的会议，要我在会上表个态，声明自己完全拥护枪毙我父母亲的做法。我去了，我说。如果我父母亲真是间谍，那就应该被枪毙。可是队员们还要我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间谍和人民的敌人。我没法，只好说了但我非常清楚，这是谎言！我爸爸妈妈是最诚实的人。而枪毙他们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间谍！’她咬牙切齿地说完了这番话。姑娘拒绝在我们家吃饭，也不要我们给的钱。
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时期，大会小会上，报刊广播里却在大肆赞颂“斯大林的人道主义时代”。谁能知道，在“斯大林最关心人民”和“斯大林无微不至地爱护儿童”等颂歌下面，有多少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哀号，在悲泣
要消灭驻国外的契卡干部，显然比逮捕国内的人员要困难得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先骗回苏联。
诱骗驻外的内务部人员回国，必须特别讲究策略。要知道。国内的清洗浪潮，国外的契卡人员早有所闻，他们不得不权衡自己的命运。再说，如果逼得这些人拒绝回国，他们就可能向西方各国揭发内务部在这些国家进行活动的秘密。这正是莫斯科最害怕的后果。
斯大林和叶若夫不得不考虑到这一切。为了不使内务部驻外人员产生自危感。他们推迟了清洗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内务部外事局的行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叶诺夫无情地消灭了其他各分局的领导人，唯独没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一根毫毛。
必须给还在国外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国内的血腥清洗与他们无关。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信任并密谋消灭内务部老战士的叶若夫就成立了一个直接归其管辖的特别行动局。这个局的任务，是到国外执行斯大林亲自下达的，不能让内务部基层干部知道的密令、该局有好几个行动小组，分别配有多名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经常出国，旅行，暗杀国外的托派领袖和叛逃的契卡人员。一九三七年一月，这个局分别在三个欧洲国家和墨西畜的首都建立了秘密活动据点。里面的“常驻代表”都持有假证件。
一九三七年夏天，召内务部驻外人员回国的计划开始实施，头几批被召回国的，都是家属留在国内的内务部驻外人员。召他们回国并不困难，因为在斯大林眼里，妻子儿女是最有威慑力的人质。这批干部回国后并没立即被捕。跟往常一样，斯卢茨基在听取过他们的工作汇报之同给了他们一至两个月的休假，放他们到南方的度假胜地或专为高级干部修的疗养院。在那里，他们高高兴兴地给那些还在国外的同志写信，通报“平安”。从南方回来后，他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去某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国家从事秘密活动。他们领到假证件。并在指定的时间出发前往新的工作地点。临走时，车站立自然会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送行。然而，他们的旅途终点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火车站：他们在那里被押下火车，押往秘密监狱。当然，他们没能到达预定国家的消息总会泄露出来，但那至少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斯米尔诺夫（他真实的姓氏为格林斯基）奉召回国述职。到达莫斯科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给留在法国的妻子写来一封信，称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去中国从事地下活动，要妻子立即带上全部东西回国。斯米尔诺夫在法国已经干了四年，所以，派他去其他国家纯属正常调动。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叶若夫之流不能预见的事，在巴黎的契卡人员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得知斯米尔诺夫后来的命运。
就在斯米尔诺夫回国两个星期之后，曾在法国工作过的内务部人员格罗卓夫斯基夫妇回到了巴黎。妻子悄悄告诉其他干部的家属，在离开莫斯科前夕，她曾前往斯米尔诺夫住的“莫斯科宾馆”，打算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