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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莱提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最后条件，过后〃就不再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成立共同市场，新加坡赠款5000万元发展婆罗洲三邦。我说新加坡太穷，当不起圣诞老人，拨不出5000万元赠款作为加入联邦的入会费。至于共同市场，联邦政府10月间已经宣布，根据1962年7月在伦敦所做的决定，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团将研究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这使我们抱着希望，以为专家能力强对我们可能有好处，可以使共同市场落实。过后内容包括世界银行建议的报告书交给了吴庆瑞和陈修信，双方对落实建议的具体条件却并未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我要求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把根据刑事法临时条款规定不必经过审判便能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给新加坡。要制止歹徒干预州内的政治生活，让权力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太危险了。东姑非常不愿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场看来跟他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原来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却要修改宪法，限制新加坡公民进人马来西亚。我坚持说，既然如此，双方的权力应该一样，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前来新加坡。
另一个问题是，我主张修改州宪法，规定凡是以政党候选人身份当选，过后退党或被政党开除的立法议员必须辞去议席，通过补选才能争取再次当选为议员。这点马来亚最不愿意接受。
我关心的另一点是，合并后怎么制止贪污。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州总检察长必须保留权力，可以根据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令进行起诉。这样比较容易确保惩治贪污者。马来亚没有这项法令，也没有贪污调查局。我要求在没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变这两项。
双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桑迪斯在伦敦召开最后一轮会议，以便解决尚存的问题。东姑生我的气，拒绝参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谈判，问题解决之后才通知他，让他前来参加签署仪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对争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烦。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有关记录记载，谈判开始前他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要是谈判陷人僵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因为谈判看来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说，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三条路可走：
一、违反新加坡的意愿，强迫它加入马来西亚；
二、放弃马来西亚计划；
三、让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参加范围缩小的马来西亚，敞开门户，新加坡可以以后再参加。
〃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认为，看来多半非以让新加坡独立来威胁东姑不可。会议认为，这可能迫使东姑同新加坡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新加坡参加，马来亚防务协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很快会影响到我们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证据显示，东姑可能认为，同建立马来西亚相比，他跟印尼发展比较友善的关系的话，在应付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方面对他更有利。〃
我和吴庆瑞到达伦敦，开始进行现在所谓的〃近距离谈判〃。换句话说，我们开头不会见敦拉扎克和陈修信。他们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国人分别跟双方谈判以缩小歧见。接着我同敦拉扎克共进工作便餐。第二天吴庆瑞再见敦拉扎克。最后桑迪斯安排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举行通宵的马拉松会议。这是他应付态度顽固的谈判双方的办法，极力争取双方让步，直到最后达成协议。过去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过新加坡代表团，只供应饮料，没什么食物，令我们感到疲倦。这种情形跟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待我们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会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够的非共人士回家之后才表决。
但是这回我们料到他们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当天晚上我们用打字机盒装了三明治和几瓶啤酒赴会，把它们带到暂时休会以便代表团自行讨论时所用的另一个房间。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内阁秘书黄水生会打电话给在公园巷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间。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芝报告说，客房餐食服务部的三明治卖完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头脑清醒，我们谢绝桑迪斯供应的烈酒。这种谨慎做法和食物供应，使我们整个晚上能保持耐力。我们不相信敦拉扎克那一方有同样足够的食物供应。
将近拂晓时分，双方终于同意，为了应付跟印尼〃对抗〃的局面，国防开支增加，我们将交出〃国家税收''的40％或总岁入的28％给联邦政府。给婆罗洲三邦的赠款5000万元，改由贷款1．5亿元取代，其中l亿元免息五年。共同市场将在12年内逐步实现，转口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征税。在这期间，一个特别委员会将逐渐划一关税。但是盛产石油的文莱不会加入使东姑获益。老谋深算的老苏丹对如何分配石油税收的建议不满意，无论桑迪斯施加压力还是进行威胁，他都无动于衷。我在格罗夫纳酒店的套房里见过苏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谈判进展交换过意见。我了解他的疑虑和保留态度，始终没劝他别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决定。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接受英国的保护。他深信英国人不会遗弃他而任由印尼来对付他。
协议签署仪式定于7月8日举行，这是马来西亚顺利开始的另一个吉祥数字8。两天前东姑抵达。但在我要求他接受好些曾经引起争议的课题之前，协议未能敲定。这些课题是：把拘留私会党歹徒的警察权力下放给新加坡；修改宪法，规定立法议员脱离参加竞选时所属的政党必须辞职；建设婆罗洲计划的一半劳工开支，将使用新加坡提供的1．5亿元贷款。
由于东姑的记忆力有伸缩性，因此我把这几点写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在信笺抬头写上〃利兹酒店〃，请他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信封是在他酒店房间会客室的一张桌子上面找到的。最后一分钟跟东姑讨价还价，加上麦克米伦要设晚宴，这使在马尔伯勒大厦举行的签字仪式拖到7月8日深夜。麦克米伦、东姑、我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两地的代表演说后，协议在午夜过后才签署，日期不是7月8日，而是7月9日，不是东姑日历里的吉祥日子。
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么重要行动。在那六个月里，我写了无数封信给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和伦敦的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轮番敦促、恳求和威胁他们。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争取不到自己的条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预见的，要使这些条件在8月31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我费了很大的劲；最后不得不接受一项灵活的规定，不保证共同市场会实现。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仅在交换信件中同意，轻易就可以作废。我们必须在没得到这些保证的情况下加入马来西亚。
社阵依然大吵大闹
不出所料，协议签署后我在新加坡遇到的问题并没减少。社阵依然在大吵大闹，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更加放肆。7月24日林有福协助社阵阻挠了联邦选举法案的通过，因为他要在东姑控制警察之后才举行联邦国会15个新加坡议席的选举。甚至对采纳和支持马来西亚协议的动议，新加坡人民联盟原本应该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表明团结，使赞成的多数票增加七票；他们却在表决时弃权。
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纳拉辛汉前往婆罗洲评价当地人民的愿望途中于4月22日抵达新加坡的时候，社阵更猖狂。为了给纳拉车汉留下新加坡反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同时进行宣传，李绍祖医生率领六名立法议员（包括马共全权代表的妹妹）和大约100名被拘留人士的亲属到政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来示威，高举标语牌要求释放被拘留人士。警察拦阻他们，告诉他们总理不在，他们却冲向大门。双方发生混战，数名警员受伤。大约15名示威者冲到了二楼总理公署外面的门厅，才被赶到的支援人员制服。七名立法议员和大约30人被捕，被控暴乱和企图用武力恐吓政府。他们都获得保释。我们安排纳拉辛汉离开前在机场会见他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个性冲动的李医生说话。5月中旬，特别关注马来西亚的三名英国工党议员博顿利、布罗克韦和索伦森教士访问新加坡。我鼓励他们前来。他们会见了各政�